刚到美国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中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一年到头最发愁的就是两件事：感恩节南瓜不丰收、耶诞节不下雪。因为感恩节要做南瓜派，还要用南瓜作象徵金秋的装饰物，而耶诞节若不下雪就不是"白色圣诞"，就没有情趣。这样两件事居然算得上"愁之最"，我觉得这位作者实在太夸张。转眼整整七年过去了，对于普通美国人家的稳定安逸我已是见怪不怪。我的左邻右舍，就有好几位家庭主妇，几十年的光阴像流水一样过去，她们的生活却永远是风平浪静、波澜不兴。每每看到她们在庭院里伺弄花草，在社区里牵狗散步，我禁不住感慨：人生原来也是可以这样度过的。
一九八七年，我辞去在湖北的教职，到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下属的"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工作。说是调动，其实，是砸了自己的铁饭碗、放弃了铺在眼前的" 被培养"机会，而到民办单位下海。在那个年代，这算得上是一种大胆的选择。然而在我，却是毫不犹豫、必须要走的路。早已为过去生活环境的封闭沉闷而感到窒息，我渴望一个大世界；而多年来对人生问题和对社会现实的思考，都找不到答案，这使我主动寻求思想，积极向思想者靠近。而我之所以能够到社经所工作，是因为我大学时期的老师谢小庆正在主持社经所下属的"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并且通过他，我结识了社经所的陈子明、王军涛和闵琦等人。当时在我的心中，他们是中国的启蒙思想家。
当时新成立的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主要是开发一些为机关和企业招聘人员所使用的能力考试量表，并且去招聘现场主持考试。中心的工作人员，除了担任主任的谢小庆老师外，就是几位女将。
一位叫海燕，中心的财务，她是跟随社经所"第一夫人"王之虹创业的元老。海燕为人很和善厚道，是我们几个女孩的大姐。海燕有个好丈夫。我们去她家聚会，一大桌子菜都是她丈夫做的，只有一条鱼是她烧的，还有点烧糊了。吃饭时，我注意到，她丈夫一直在闷头吃妻子烧坏的那条鱼。六四后，在北京举目无亲的我逃回湖北父母家，一个月后，又被北京市公安局传讯回京，讯问社经所在八九民运中的事情。那时位于北京北郊的社经所总部已经被官方查封，主要领导人都已逃亡，工作人员四散回家，只有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的考评中心的人--尽管谢老师已不再露面--还照常来上班。我被公安局审了几天之后回到考评中心办公室，海燕向我描述了六四镇压对她的刺激。六四后她和丈夫为解闷而到庐山旅游，在旅馆的共用洗手间突然听到劈劈啪啪的响声，她吓得猫腰低头，顺着墙跟一溜烟跑回房间，浑身颤动不停。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那是人家庆祝婚礼的鞭炮，而不是"人民解放军"索命的枪声。那之后又过了两个月，我受命担任救助陈子明王军涛行动在南方的联络人，无奈行动失败，自己和陈王以及救助他们的人均入狱坐牢。两年之后我再次到北京寻觅前程，在考评中心故人的聚会中，不善言辞的海燕拉着我的手，诚恳地说："丹红，你受苦了！这些事儿，就是一个男人也难当。一个女孩子，你的难和苦，我可以想像。"当时，听惯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之类的鼓励，海燕的话让我感受到一种人性的触及。我至今为她的理解而感动。
1989年5月，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部分同人在十三陵水库合影。左起：王丽、谢小庆、侯晓天、王军涛、王之虹、陈子明、刘丹红、毕谊民。 (《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
考评中心唯一年龄比我小的是小李。她是中心的打字员，也做些别的日常工作，人长得眉清目秀，圆胖的脸上架一副眼镜。小李没有上过大学，或许也正因如此，她身上保留了很多率真的本性。现在想来，从初中毕业到整个青春期，我是个颇为酸涩的女孩。形而上的烦恼加上现实生活中的苦涩，令我经常情绪忧郁。心中有这般底色，脸上自然就不会好看，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直到有一天小李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丹红，别一天到晚苦着个脸，阴阴沈沈的。我们不爱看！"
在与小李的交往中至今难忘的是一次难堪的打扰。八九年七月被北京市公安局传回北京后，我留在考评中心继续工作，暂时借住在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单身宿舍，同屋是一位已经领了结婚证但仍在等待分房的女教师。有一天，我回宿舍晚了，室友的丈夫已经进驻。不忍惊人好梦，我在门外大叫"没关系，我有地方住。"出得楼来，却是在校园徘徊良久，不知此夜何处安身。深夜十二点多，万般无奈之中，我骑车去相距不远的小李家，那时她还是个未婚姑娘，和父母住在一起。深更半夜无比内疚地敲开人家的门。小李的妈妈倒是不见怪，安排我这个不速之客在她家沙发上睡了一夜。八年之后，我到美国的第二年，经济上刚刚稳定，便贷款买了一栋房子，不知潜意识里是否与过去那些无家可归的日子有关？
考评中心的另外一个女孩大我一岁，叫李振，是中心招人时我力主录用的，她后来的表现令我为自己的眼光而颇为得意。李振在大学是打篮球的，长得高高大大，性情也爽朗，颇有男子气魄。她做事效率高，能力也强。考评中心八九年底解散后，她自己开公司，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在危难关头，李振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其中有一件事，就连我在自己的《情义无价》一书中也没有提及。
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期间，我和王之虹收集了一些学生以及知识界人士聚会时留下的文字资料，其中有宣言、倡议的草稿，联络的名单，甚至有堵截军车线路图，此外还有一些印刷的简报、宣传品和报导等。这些材料都收在两个档夹中，放到我的办公柜里。六月五号，我壮着胆子进入已经成为戒严部队大兵营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到办公室把这两个夹子重新藏到一大堆考试资料中。七月份被公安从湖北传回到北京审了一番之后，我担心公安来搜我们的办公桌，担心这些文字材料会成为给知识份子和学生定罪的证据。当时满文化宫都是持枪的戒严部队，我不敢冒险将材料带出去，于是决定忍痛烧掉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我先是拿了一个铁盆，在办公室里烧，不料刚刚烧了两张纸就被隔壁（房顶上是通的）另一个单位的人闻到了烟味。文化宫是旧宫殿，国家保护性建筑，禁绝烟火。无奈我决定到文化宫院子里的公共厕所去烧，当时给我打掩护的就是李振。我把这些材料贴身扎在腰上，外面穿一条连衣裙，再罩一件长外套，手里拿一个大大的日常工作夹子，遮掩不自然的腰身。李振很聪明，不主动打听任何事。我说："我要烧些东西，你在门口帮我看着。万一被人发现了，就说刘丹红和男朋友吹了，一怒之下把情书都烧了。"她很乾脆地回一声："明白！"那些材料烧了有大半个钟头，烧得非常心疼。我先是捡那些报导和简报烧，最后才狠心烧那些最珍贵的手写底稿。时间太长，李振焦虑地进到厕所里看了好几次，最后她也上手帮我一起烧。幸运的是，当时在文化宫办公的单位大多还没有恢复上班，上厕所的人不多，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和我们遭遇。李振给我发信号后，我停了火，那位妇女用疑惑的眼光看了看地上的灰烬，没有说什么。出国多年，和李振少有联系，听谢老师说她嫁了一个德才貌三全的好夫君。我要说，李振，你配得上这样的幸福。
我要讲的考评中心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一位女士是所长陈子明的太太王之虹。无论在做人、做女人，还是在做妻子方面，我从她身上所学甚多。
到北京前后，多次听人说起王之虹，都是多么能干多么能干云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社经所总部。王之虹身高中等，体型偏瘦，穿一套红色西服套装，说话很乾脆，表情很决断。不久听说她不在所总部工作了，要到考评中心当副主任。在我的印象中，聪明而又能干的女人往往厉害有余，厚道不足，在她们手底下，年轻的、尤其是在某些方面有点长处的女孩日子往往不好过。可是，来考评中心的第一天我就发现，王之虹任事虽严、待人却宽。她一来就制订了一套规章制度，希望我们做事和她一样有条理、高效率；但在做人上她比较随和，我猜她小时候一定是假小子的性格，没有那种潜在的和别的女性攀比的自我意识，因此一点也不对年轻的女孩子们使手段。
一起工作的那大半年，王之虹在两个方面令我印象深刻。
一是她的泼辣。此人做事不惜力气。由于要印制和发送试题，考评中心总是有很多印刷品要搬来搬去。中心的人没有偷懒的，但谁也不会像王之虹那样，拼命三郎般地干活。她总是拣大捆的搬，而且快步跑来跑去，一个人恨不能顶两个使。还记得最先在广渠门办公时，有一回下大雨，办公楼外面的路上有一大滩积水，我们这些女孩子都是尖叫着踏着砖头跑过去，王之虹却挽起裤脚，哗啦啦地从水中趟过去。第二天她没有来上班，后来听说是流产了。在趟水前她还和我们大家一起搬书，谁也不知道她怀孕了。
王之虹令我自愧弗如的第二个特点是自信。我这个人自尊心比较敏感，自己的东西总要比较完美才能拿出去，不擅长的事情便不大愿意做。王之虹就没我这些毛病。她没有受过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专业训练，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她做这方面的工作。考评中心的人出去主持能力测验时要先解说心理测验是怎么回事、如何答题等等。我出去讲之前总是要看看书，生怕哪个地方露了怯，要是人家问的问题我不精通，心里就发虚。王之虹则不然，就靠听谢老师讲过两次，她就可以自信地走上讲台，像模像样地给别人讲。她非常聪明也非常用心，几乎能够把谢老师讲的内容复述下来，神态语气甚至比谢老师还自信，俨然她就是这方面的权威。我真是服了她了，心想，或许就是这样的人，才能做成事。
不过，总的来说，六四前，我和王之虹基本上还是领导和下级、至多是比较好的同事关系。和她真正有了个人交情，是在六四后。当时我们两个女人都处在人生艰难晦暗的阶段，于是颇有相濡以沫的感觉。
当时，王之虹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社经所被官方定为反革命黑窝，白手起家积累的资产被查封，丈夫被重判十三年，关在监狱中，一度保外就医，不久又被第二次投入监狱，最后终于再度保外，却不幸发现罹患癌症。作为一个政治反对派人物的妻子，王之虹具有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所拥有的品质：忠诚、坚毅而温柔。王之虹是子明和外部世界的资讯仲介，是被囚的子明延伸出去的手、脚和大脑。子明的吃穿医药，她周到备至；子明做研究，她上天入地地收集所需的书籍资料；有一段时间，子明做不了什么研究，她为了让那颗发达的大脑不至于闲置，想出主意让子明函授攻读美国大学的博士，并具体落实。她爱丈夫，却不是没有原则的，有一次她告诉我，他们夫妇都被捕后，公安部门曾试图用她来给子明压力，让子明认罪。王之虹带去的话却是："子明，你要是认罪，我就不认你了！"王之虹坚强果敢，却绝非没有女性的温柔。她给我讲过一些她和子明的恩爱故事，子明出狱后我也见过她和丈夫缠绵撒娇的样子。
除了对丈夫尽心竭力之外，王之虹也是异议人士家属的中流砥柱和主心骨。很多系狱的异议人士的家属都经常来找王之虹。她那里总是有消息，她对于该怎么办总是有主意。无奈的时候在她那里总会得到支持，她总是责无旁贷，软弱的时候在她那里总会得到安慰，她总是垮不了的。
出狱后出国前，前途茫茫的那几年，王之虹曾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一九九三年秋天到九六年年初，我在北京，先是帮人做社会调查，然后参加托福班攻英语，后来又到一家民办文化公司打工。这期间，我偷偷写作《情义无价》一书。也是被专政得有了点创伤，有次看到公安的车停在住所门前，就吓得以为是来搜捕自己。后来在一次聚会中我跟几位朋友提到，自己一直是独来独往，万一被公安带走或者出了人身意外，多少天家人朋友都不会知道。当即，王之虹就说，以后你每周给我打一到两次电话，要是没有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找你。当时我已经在武汉、深圳和上海转了一大圈，觉得在国内实在没有前途，想出国。跟王之虹提了之后，她一直记在心上，并动用一切她能取得的资源帮我实现我的愿望。在关心和帮助别人方面，她似乎有永远用不完的心思和精力。但你看看她的白发，看看她憔悴的面容，就知道她实际上是心力交瘁。在困境中，我们越来越有姊妹的感觉，她也向我敞开她的疲惫、软弱，和所受的委屈。今年春节，谢老师发来一群朋友聚会的照片。看到之虹姐站在丈夫和好友们身边，又恢复了昔日的风采，我真是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二月中旬收到子华姐的电话，邀我为《浴火重生》一书写点什么的时候，恰好刚刚收到我先生的同学、美国马里兰州参议员罗伯特·戈瑞吉欧拉与另外几位同学一起为我们新生儿子购买的美国教育债券。这位戈瑞吉欧拉参议员没有任何家族背景和超人的财富，只因大学毕业后曾在国会做过一阵议员助理，有心参政，便在法学院毕业后出马竞选所在州的参议员，在法学院的一批朋友也成为他竞选班子的成员。罗伯特年轻英俊，热情肯干，被马里兰州民主党推为2002年的党内新星。罗伯特初次竞选就一举成功，成为马里兰州最年青的参议员，前程不可限量。罗伯特的妻子是一位小学教师，也是位能干的女士，在丈夫竞选其间，带着三个幼子为丈夫拉选票，主管竞选财务。每年耶诞节，我们都会收到罗伯特寄来的特制的卡片，上面，参议员夫妇以及三个孩子笑得一脸灿烂。这是一个典型的实现美国梦的故事。而社经所几位女性的命运和经历，则是典型的中国故事。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