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必然带来腐败，当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将天主教定位国教之时，部分是因为耶稣本身富有生气和吸引力的品性，再有就是因为天主教同情妇女和奴隶，以及讲求仁爱、宽恕、为他人服务的伦理观念。随着天主教在西欧获得全面胜利，自然也失去了一些精神上的强度，越来越世俗化，且越来越堕落。
马丁·路德因抨击教廷买卖“赎罪券”被革除教籍（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痛感罗马人的生活荒淫无度的圣本笃（Benedict of Nursia)愿意以其新修会作为摆脱俗世的手段，以便专心与上帝交流融合。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制订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本笃会规》作为修士的行动和思想准则，内容多达72条，修士一经发"三绝誓言"，就终身不能反悔，以此修道院为中心建立了教团，影响着早期的天主教，并加强了天主教对社会的控制。
590年，格列高里一世（Pope Gregorius I）出任教皇，这一时期标示了罗马已从古代的王国过渡至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一统基督徒的时代。通过丕平献地，罗马教皇的权柄进一步扩大，教皇可以干涉世俗事务，通过将皇帝革除教籍的方式插手政务，此外，在罗马教会所拥有的中意大利地区的土地上，教皇也成为不折不扣的世俗君王，罗马教会也被世俗的邪恶所引诱。
教会的堕落是方方面面的，一些修道士已和世俗封建主一样腐化堕落，基层神智人员供养骈妇，全然不顾神职人员理应独身的教规。加入教会渐渐成为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的手法，世俗领主公开卖官鬻爵，将重要的教职出售，而新任主教一般通过大肆剥削来补偿买官的花费。
"在修道院中可以听到兵器的叮当声，猎犬的狂吠。放荡的贵族子弟一手拿着盾牌，一手舞着主教的权杖，在修士的避静室里弄鹰养马；修士的餐厅内经常有暴饮欢宴；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主人在成群的女佣簇拥下出出进进。"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奥托抱怨称，他在法兰西已经找不到一所可以进去的修道院。
面对这种普遍的情景，教会神职人员按捺不住愤怒，教皇希望各国的主教脱离王权的羁绊，献身教会的利益，以避免日益世俗化而导致的教会的堕落和组织的涣散。但罗马教会的腐化现象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大多数的教皇也涉及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贿赂圣职、夺权暗杀、屠杀圣徒等事件层出不穷。从10世纪起，教皇国的声望因一系列事件而下降。首先，从思齐三世至若望十二世在位时期，罗马城贵族中的几个妇女通过成为教皇情妇而掌握教廷大权，她们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都被立为教皇（比如教皇思齐三世与其情妇玛尔西亚所生的儿子若望十一世和孙子若望十二世）。从903年到963年的这段时期因此被称为"淫妇政治"（Pornocracy）时期。
对修道士及教会世俗化及堕落的不满催生了克吕尼修会。在神学家看来，修道士既已献身于上帝，便应心无旁骛，完全脱离世俗生活。
修道制度奠基人之一卡西安曾说过："我们的追求目标是上帝之国，但首要的是净化心灵，没有纯洁的心灵便无法达到目标。任何影响心灵安宁的东西，无论看起来多么有用甚至必要，都是应当摒弃的废物。我们的中心任务和坚定不移的追求是时刻使心灵贴近上帝，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无足轻重的，甚至是有害的。当上帝说''你们终日碌碌，其实只有一件事真正必要''时，他所指的绝非现实生活……为卑微的肉体所拖累的人无法在默祷中贴近上帝并与之融为一体。我们应该知道把自己的灵魂引向何处，把自己的心思用在何处。我们为知道这一点而欢愉，为背离这一点而羞惭，为自己的目光曾有片刻离开了上帝而痛悔不已。"持同样观点的并不限于神学家。罗马皇帝瓦伦蒂尼恩三世曾明令禁止神职人员经营世俗行业；中世纪西欧各地的习惯法也规定，包括修道士在内的神职人员，至少其上层，为专注于宗教而必须排除功利心的干扰，不能从事任何世俗职业，也不应卷入任何世俗纠葛。
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号召修道士放弃贵族生活方式，回归朴素的修道传统："我们追求原始教会的生活，除了所谓使徒生活方式之外，修道生活还能是什么样子呢？"他们甚至规定不得用金银制作十字架而一律木制，提倡修道士参加体力劳动。
运动初期克吕尼派修道院基本遵循守贫信条，清廉俭朴。但很快，这种信条就被打破。
无论教义如何倡导劳动，克吕尼修道院都没有执行。他们更热衷圣事，在每天的作息表上，唱诗、做弥撒、公共祈祷至少占8小时，个人祈祷、读经、抄写和绘画又占相当时间，剩下的时间只够睡眠和吃饭。"最常见到僧侣们做的体力劳动就是剥新鲜的还没用完全成熟的蚕豆，或者在花园里拔不利于蔬菜生长的野草，或者有时候也到面包房里去帮忙烤面包。"在每日沉闷的祈祷之余，这样的劳动更像是一种休息。克吕尼院长彼得也曾公开宣称，修道士娇贵的双手更适合于文墨而非稼樯。
显然，克吕尼修道院并不能用劳动来养活自己，他们既然寄食于人就无法割断与世俗社会的联系。何况无论《圣经》还是《本笃会规》，都只禁止个人而非修道院整体占有财产，这就为后者积累财富留下了余地。
克吕尼修道院虽然主张限制修道院的经营活动，但他们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庄园以及采邑等等，贵族通过捐赠以拯救家族成员的灵魂。
从910年建立到1048年间，修道院获得了近千份的土地捐赠证书。到12世纪，克吕尼在法国的南部和中部不下一百多个地方享有土地。
修士无论是否愿意，经营活动成为必需的，他们大量雇佣农奴，各修道院盛产谷物、豆类、奶酪和葡萄酒，而且牧牛养羊。坎特伯雷修道院不仅雇佣市民充当法官、牙医、铁匠和桶匠，把赈济也搞成"有偿服务"，接受赈济者要将其房产交给修道院，或允许修道士免费居住。坎特伯雷和温切斯特修道院还经营谷物加工业。
丰厚的物质财富动摇了修士们守贫的誓愿，奢侈的风气开始蔓延，修道院生活在此走向堕落。修道院内大兴土木，从"砖制的"摇身变为"大理石的"，上面装饰着精美的雕刻。
克吕尼的腐化堕落招致尖锐的批评，西多修道院院长伯尔纳指责克吕尼修道院背叛了修道的原则："如果说修道院是兄弟们诵读圣经之处，那么建造这么富丽堂皇的楼堂阁榭又有何用？那些下流装饰和豪华内厅为谁而设？那些丑陋的猴子、凶恶的狮子、好战的骑士、恐怖的怪兽以及猎人夸张的号角有何用处？在这种花里胡哨的教堂里，大理石雕塑似乎比经文更吸引人。"
西多派批评克吕尼修道院因不喜劳动而变得寡廉鲜耻、贪婪蛮横。他们反其道而行之，拒绝接受庄园主或农奴的馈赠，把体力劳动当作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主张恢复早期本笃会严格而朴素的生活，长期坚持苦行的理想。1118年，比利时修道士威廉来到西多派明谷修道院，他发现"无人游手好闲，也无人睡懒觉或只顾祈祷，兄弟们都在忙着耕地播种、伐林开荒、清除荆棘杂草"。
这种勤劳朴素的生活方式一度吸引了满怀理想的修道士，讽刺的是，西多派没有多久便堕入红尘，其经营活动较之克吕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频繁置换土地，大量购买城市财产，其羊毛生产在欧洲享誉一时。由于业务繁忙，甚至有修道士脱离宗教圣事而成为专事经营的"专员"。
13世纪，托钵僧运动打着"恢复修道传统"的旗帜勃然兴起。他们走出修道院，将福音传给普通人，依靠百姓的赈济和捐献。但托钵僧也没有把他们的赤贫形象坚持到底。后来在米兰等意大利北部城市，托钵僧购置了舒适的住房。法兰西斯的继承人埃利斯生活奢侈，拥有座骑、仆从和专用厨师。
其后还有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等，但他们最终将那些可贵的气质抛置了。而天主教会依然是腐败的。
1376年英国的勒得倭得教区长兼英王皇家神学顾问约翰·威克里夫，眼见时任教宗格列高利十一世生活奢靡，教会因争竞逐财而腐化，便在牛津公开指责教会的主决者。而罗马教会甚至为了纾解财政方面的负担公然贩卖赎罪券并声称能以之赎回炼狱之刑。但对于批评人员，如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教区长约翰·胡斯便因严词指责出售赎罪券是违反圣经的可憎行为被处以火刑。
虽然烧死了胡斯，这种对教会不满的质疑却无法烧毁。马丁·路德同样攻击教会出售赎罪券的作法。1517年10月31日他将批判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由于当天恰巧是重要节庆诸圣节前夕，使得很多人看到张贴的内容。1521年1月3日教宗利奥十世（Pope Leo X）下令将马丁革除教籍。马丁原本只要改革教会一部分制度，从此他也不再承认教宗的权威。一场席卷天主教世界的革命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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