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固收罗云峰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目前已经基本确定进入实体领域实际边际回报率的下行周期，融资需求下降将主导收益率的下行，虽然长期下行中会有短期波动，但预计2017年全社会四部门（家庭、政府、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负债同比增速几乎会全面趋于下行。
按照非金融企业负债同比增速与全社会负债同比增速的相对高低，安信罗云峰将中国2006-2015年划分为以下三个时间段：2006-2008（非金融企业负债同比增速相对低），2009-2013（非金融企业负债同比增速相对高），2014-2015（非金融企业负债同比增速相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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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企业杠杆的变化对于实体领域实际边际回报率的反应最为敏感，在市场有效的情况下，非金融企业主动增加杠杆通常对应着盈利的上升和劳动生产率的改善，整体经济的表现亦较为靓丽。如果缺失了非金融企业杠杆的增加，其他部门杠杆的增加通常对应着泡沫的膨胀。
安信固收罗云峰认为，近年来非金融企业杠杆的变化意味着中国非金融企业在2009-2013年之间的一波相对更为强劲的加杠杆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可能和市场化机制不健全有关，从而积累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也为之后较为漫长的去杠杆埋下祸根。
政策方面则比较收敛，以CPI衡量通胀水平整体下行；当然，若以其他资产价格（如房价、信用债价格）来衡量通胀，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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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的数据，安信罗云峰预计，政府、家庭、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这四个部门，将在2017年全面面临去杠杆的压力。
政府方面，2015年中至2016年中有一波强劲的杠杆增加，负债同比增速由不足10%上涨到超过30%，如果单独按照政府部门杠杆变化来衡量，这一波政策刺激力度甚至超过4万亿。但刺激效果不佳，实体盈利无改善，非金融企业没有跟进，资产价格快速膨胀（大体体现在一二线房价、信用债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三个方面）。
2016年年中期，政策开始有所收敛，2016年11月政府部门负债同比增速已经下降至不足26%，我们倾向于认为，2017年该数据会进一步下降，但降幅要视经济表现而定，总体降幅可能有限。
家庭方面，其负债大多用于购房，根据现有数据，我们倾向于认为，10月22.1%的增速已基本达到阶段性顶部，2017年该增速将整体保持下行。
我们根据各项数据拟合的房价指数显示，1998年房地产改革后，1999年房价开始上涨，伴随经济周期有四波下跌，此后房价的回升均有较强的刺激因素，2017年出现的概率不大。
第一波房价下跌，2005年上半年；对应2002年泡沫破裂，此后的回升对应着2006-2007年中国经济异常辉煌的表现。第二波房价下跌，2008年8月-2009年2月；对应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经济断崖式下跌，此后的回升对应着4万亿强力刺激政策，以及经济增速的明显恢复。第三波房价下跌，2011年9月-2012年5月；对应4万亿泡沫破裂，此后的回升对应着非标的暴起，而经济增速只出现了微弱和短期的反弹。第四波房价下跌，2014年5月-2015年4月；对应非标泡沫破裂，此后的回升对应着政府强力的增加杠杆，但经济增速未出现任何反弹。
金融机构方面，2015年中配合政府加杠杆的主力，2016年初金融机构负债同比增速已经超过30%，是2006年有历史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成为资产价格膨胀的重要推手，最终引发政策下定决心抑制金融机构杠杆。
虽然可能会有所反复，但我们倾向于认为，2017年金融机构负债同比增速下降仍是大势所趋。
非金融企业方面，可以分为国有性质部分和非国有性质部分。对于非国有性质的非金融企业而言，其杠杆去化或已接近尾声，如果用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大致代表，负债同比增速在低于5%之后进一步下降空间似乎已经不大。但对于国有性质的非金融企业而言，其负债同比增速仍然超过10%，尚有进一步去化的要求，且其债务规模明显大于非国有性质部分。因此，我们判断，2017年非金融企业负债同比增速亦会保持下行。
综合来看，2017年，全社会四个部门负债同比增速下行的概率均明显大于上行的概率，融资需求萎缩主导的衰退式宽松再现，债牛根基未变，负债同比增速企稳回升可能要等到2018年才能出现。
也就是说，2017年中国仍处于去杠杆之年，难言出清（虽然日益接近出清），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寄希望于政策的持续宽松，如果政策持续宽松，很可能会刺激广谱的通胀，反过头来对政策的宽松进行抑制。
安信罗云峰认为，在此期间政策的目标就是要“一手抑泡沫，一手防风险”，
资金脉冲式紧张或成常态，期限利差可能会一直保持平坦。信用风险方面，打破刚兑实现市场化重估的时点进一步临近，明确提示信用风险暴露，信用利差走扩的概率大于缩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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