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人来说，未曾去过的城市，它的一条街、一棵树都是陌生的。但在中国，有一条街，你在或者不在，它都是每个人记忆的一部分，和每个人的成长休戚与共。这条街，就是长安街。百年长安街，是百年中国一条流动的血脉，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身体。
天安门前的长安街（图源：新华社）
那么，这条街道为何会成为中国人心中的“第一街”呢？芝麻匠通讯社梳理了长安街的前世今生，一起来看看吧！
皇城到市井的贯通
早在百年以前，长安街并不是一条“神街”，而且与平民百姓并无任何关联。
京剧《游龙戏凤》中，正德皇帝对李凤姐说：“在那北京城内，大圈圈里头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头有个黄圈圈。”
这个黄圈圈，就是紫禁城。
在紫禁城高高的围墙里，天安门前的T字型空间，有一条东起东长安门、西到西长安门的路，就是长安街的前身，有“长治久安”之意。
一条貌不惊人，东西长370米，南北宽15米的土路，隔开了封建皇权和市井烟火。
清朝时期，每逢皇帝经过长安街，要“黄土垫路，清水泼街”。而寻常百姓，要想从西面的阜成门到东面的朝阳门，只得取道正阳门，绕过半个皇城。
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的清王朝名存实亡，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把总统府搬进了中南海。“绕半个皇城”的交通，给这位大总统带来诸多不便。
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为了方便交通，大胆拆除了横亘在天安门与中华门（今前门）之间的千步廊，在南池子和南长街南端的皇城城墙上各开了三个券门，打通了两条皇城通向东西长安街的街道。
从此，长安街成为名至实归的大道，居住在皇城下的百姓第一次在这里自由穿行。
而当时的长安街，正如梁实秋在《辉煌的北京》里所说：“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依然黄土飞扬。
1917年，长安街修成柏油路面。1924年12月17日，北平第一家电车公司在前门举行开车典礼，第一辆有轨电车在长安街上铛铛而过。
北平当时共有五条线路，其中四条都经过长安街。正因为此，长安街成为当时最宽阔、最热闹的大街。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日伪军为方便军队通行，在内城东、西城墙上各开了一个豁口，东边的叫“启明门”，西边的叫“长安门”，亘于中间的长安街见证了一个民族的隐忍与坚持。
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 当百万人民解放军挎着钢枪走过长安街，走过东交民巷时，这条历经沧桑的老街才迎来曙光。“启明门”和“长安门”，也改为“建国门”和“复兴门”，寄托着“重建国家、复兴民族”的希望。
十里到百里的进退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的成立。
那一天，举国欢庆。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典礼和阅兵仪式。
从那时起，长安街被赋予了独特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拉开改造和建设北京的序幕。
据当时清华教授郑光中口述，长安街上的两个门，阻碍了游行队伍。
他说：“军旗过时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门，看不着毛主席。”
此后，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的方案被提上议程，打响了“改造北京的第一枪”。
1953年，长安街上的两座城门被推倒，东西延长到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牌楼已拆），长度增加到3.8公里，成为“十里长街”。
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庆庆典，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把长安街建成“神州第一街”，在其沿线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极具政治意义的“十大建筑工程”。
毛泽东指示：改建天安门广场，气魄要大，要使天安门广场成为庄严宏伟，能容纳100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按照这一指示，长安街开始大刀阔斧地改建。广场建成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天安门前的马路要一百几十米宽，能够同时通过120人横列的游行队伍，东西长6.8公里。
除此之外，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宣部、铁道部、商务部等各大部委要在长安街建办公大楼。
然而，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革，长安街不得不停滞建设，也见证了数十年的风雨沧桑。
1972年，尼克松访华，长安街成为最隆重的迎宾大道。1976年，周总理、毛主席相继逝世，人们在长安街沉痛悼念时代伟人。
随着改革开放，长安街改建计划重启，向东延至大北窑，西至公主坟。2000年以后，长安街逐渐东至通州潞河广场，西至首都钢铁公司东门，总长度达47公里。
2015年11月27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召开首都城市环境建设会议，提出新的长安街建设规划。
按照规划，长安街将西起门头沟三石路，东至通州宋梁路，全长将达55公里，变身“百里长街”。
长安街的时代印迹
从十里长街到百里长街，长安街记载了百年中国的发展，也见证了不同时代的转变。
1949年，北京市市长彭真站在天安门上对梁思成说：“毛主席希望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梁思成大为震惊。1951年，他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占祥共同完成长达2.5万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也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
他在方案中，计算了长安街的车流量，指出十年后的北京，将会像美国纽约的商业区一样拥堵。他说，“政府中心若建在城内，尤其是若在长安街及天安门广场两旁，我们将无法阻止这现象发生。”
另外，他还建议为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城门、牌坊、琉璃宫门等建筑，构成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对此极为反对：“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为此，梁思成抱头痛哭，他的“梁陈方案”最终也被否决。
1957年北京市政府在讨论长安街宽度时，梁思成批判“长安街不少于100米宽”的大马路主义：“短跑家也要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
彭真市长当即表态：“你说我是大马路主义，我说你是小马路主义。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是太宽，现在北京的汽车还不太多，等你们这些年轻人到八九十岁，北京有几百万辆车的时候，再看谁对谁错。”
事实上，长安街拓宽的背后，也隐藏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北京市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说：“道宽能看出气势来。不过，当时处于抗美援朝后期,从战略上考虑，长安街被定为一块板的形式，必要时可以起降飞机。”
当年的是非对错已如往日云烟，而如今长安街璀璨的夜色，俨然成为北京一道亮丽的风景。
有人说，“一条长安街，就是一部中国建筑史……建国以前中式，五十年代苏式，八九十年代港台，新千年西方，所以这条街上有最中国的建筑，也有最西洋的建筑。”
由于长安街的特殊地位，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需要国务院审批，它们不仅是文化符号，也是时代变幻的侧影。
从公主坟沿长安街向东走，左侧的军事博物馆，是最早的苏式建筑。走过复兴门，民族文化宫、电报大楼，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斯大林式新古典主义建筑。
七八十年代的北京饭店、友谊商店、建国饭店等，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符号，融合了中国古典、港台和西方的建筑风格。
中华世纪坛的“后现代主义”，国家大剧院的“超现实主义”……每一幢建筑风格的呈现，都是一个时代思潮的转变。
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建国50周年大庆和2009年60周年大庆，长安街也经历了几次大规模整修。
时至今日，长安街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神州第一街”。
如果说，长安街是百年中国流动的景色，每个中国人对它深厚的情感，则是唯一不变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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