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团队证实，特朗普将会提名俄克拉荷马州总检察长斯科特·普瑞特（Scott Pruitt）为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署长。
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普瑞特本人是传统油气产业的坚定支持者，并且在此之前兴起过反对美国环境保护署所力推的《清洁电力法案》的诉讼，其鲜明的反环保立场给美国环境保护政策带来的影响在于，美国将在未来的5-10年里逐步偏离目前的既定绿色轨道。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东方IC 图
与此同时，随着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宫日期的临近，其相关经贸政策也引起较大关注。
总体上，特朗普在经贸领域的主要政策主张包括，制造业回归，退出TPP，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其他投资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有学者认为其中既有对中国不利的一面，比如执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同时也有一些对中国有利的一面，为中国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提供了难得的2年左右时间窗口期。同时，为了缩减中美贸易逆差，美国有可能放开高科技、能源等领域的对华出口限制，并在亚投行的问题上态度趋于缓和。
综合上述经贸和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除了经济上的影响之外，特朗普的经贸新政以及相应的能源环保新政会否对中国的能源发展及环保产生影响？事实上，特朗普在经贸、能源及环保等政策上所呈现的全面收缩的变化态势，势必会对中国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其一，对中国相应领域的开放政策构成新的考验。
美国扩大传统能源的生产，固然可以满足其国内的能源需求，实现其能源独立，与此同时，也必将产生一定程度的能源过剩，在全球石油价格维持在每桶40-60美元区间的情况下，其产能很难被其国内消费完全消化，就此而言，中国极有可能成为美国过剩石油产能的最大“买主”之一。当然，在主张贸易自由化的共和党看来，向中国大规模销售石油的最大障碍在于，中国能否推动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也就是说，在美国退出TPP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将进入双边谈判的阶段，届时
能否购入美国手中的能源及高科技，或仍需中国对相应领域的开放政策规定进行新的权衡。
但总体上，如果中美之间能够开展大规模的能源贸易，这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稳定显然不是一件坏事。
其二，中国是否需要重新考虑针对污染密集型的制造业所展开的系列环境管制和约束政策。
美国扩大传统能源生产，并积极推动制造业回归，其环境上的影响和可能的结果在于，美国将在环保上走回头路，比如适当放松一些环境管制，并退出或者消极执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这一点无疑将对中国将产生不利之处。
一则，发展传统能源与其制造业回归是相辅相成的，利用传统能源有助于降低制造业的成本，并带动就业，对此，放松环境管制将势所必然，而美国放松环境管制的结果，就是将与中国争夺产业发展和就业机会。
毕竟，对于制造业而言，过于严格的环境管制将削弱其竞争力。由此对中国的绿色发展战略所可能产生的间接影响在于，中国可能将不得不被迫重新考虑针对制造业的一些环境管制和约束政策，否则的话，针对制造业的严苛环境管制，就相当于变相地在“帮助”推动制造业向美国的回流。
二则，美国在环保上走回头路，在国际上的影响是将拖累整个气候变化应对进程。
在巴黎协定中，除了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之外，最为重要的便是发达国家1000亿美元的援助承诺，美国的退出将使得这1000亿美元的落实变得遥遥无期。除此之外，中美之间做出的数个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也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中欧如何承担起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重任？中国在气候变化应对和低碳发展上可以继续表现巨大决心，但由此带来的成本呢？以及对产业造成的影响呢？比如2017年-2018年期间开始启动并执行的全国碳市场体系，在失去美国碳市场的遥相呼应后，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考虑和评估碳市场体系建设中的相关环节和相应的政策设计。
其三，特朗普的经贸及能源环保以及基础设施重建等新政，还可能对中国绿色发展造成的影响在于，国内部分投资和资本将继续大规模涌向美国，而美国的资本又相继撤出。这一点看起来似乎不会对绿色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但间接而言，国内的节能环保产业将进一步遭遇投融资上的巨大挑战，
如果不能打通中美之间在投资上的双向流动通道，那么这对于方兴未艾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绿色金融等发展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必将间接冲击到现有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的有效性。
总体上，随着特朗普经贸和环境能源新政的逐步实施，中国在能源进口和对外投资等方面的压力将有所减缓。但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新政或将打乱我们在绿色发展上的节奏，并通过经济金融等多个渠道展现出来，对此种可能，我们必须及时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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