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尼希米记》9.2：Those of Israelite descent had separated themselves from all foreigners. They stood in their places and confessed their sins and the wickedness of their fathers.
为了便于理解，我把这段经文翻译成这样：
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与全部的外邦人分开了。他们站立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承认他们的种种罪恶，承认他们的祖先的邪恶和不道德的事情。
一开始，我试图从三个角度去理解：
第一，要学会与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分开，不要被他们带到沟里去了。
第二，要建立一种覆盖所有时间的悔改精神，自始至终地认识到自己的人性的罪恶，尤其是要自始至终认识到祖先的罪恶，祖先也是人，他们的罪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你我就是祖先的一捧骨灰，绝不可能是宇宙秩序中的一个独立自由的精神个体。
第三，想想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祖先的坟墓面前，在自己祖先的文化和思想面前磕头倒蒜的样子吧。我们或许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不过是祖先膝盖下的一道伤疤。什么时候我能站起来，而不是跪着，对祖先说，父亲，你的错误如此明显，我爱你，但我选择说出你的错误。
2.
现在，我涌现出一种新的问题意识：不能简单批评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习惯，这里面一定有某种我们不曾沉思的观念秩序在起作用。以我目前的理解能力，我认为是中国人对死亡问题的认知习惯，导致了祖先崇拜。
简单的描述是这样的：中国人深信，死亡是令人绝望的，痛苦的。一代一代的人都死去，祖先已经死去，我们也会死去。人死之后，到底去了哪里呢。都说人死如灯灭，然而想到每个人对祖先的感情，一种挥之不去的、抽象的、无力的牵挂，似乎又让我们意识到，或者说让我们有某种希望：祖先虽然死了，但他们或许可能正在以一种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方式，还与我们发生联系。
的确有诗人这么说过，爸爸在天上看我。这句话与其说是对爸爸的想念，不如说是借助爸爸死亡的意义，安慰我们活着的时候关于死亡的绝望。
是的，这是一种中国式的集体无意识：如果祖先崇拜能够在死亡的命题上把我们和祖先联系起来，我们既能够解决死亡的绝望命题，又能够解决传统的涌现命题。因此，祖先崇拜终于成为我们的一种集体习惯，一种先验的观念秩序。
但是，对于一个深刻思考死亡命题的人而言，我们相信，人类社会最大的平等，是人人都会无条件地死亡。如果祖先已经实实在在地死亡了，那么，无论我们怎样崇拜祖先，也不能改变他们死亡的事实。祖先死了，我们也必须死去。在死亡的命题上，祖先和我们的身份意义，是完全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为什么我们要在祖先面前，顶礼膜拜呢？
《圣经》用一种绝对判断的方式告诉我们，“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这句话看似平常，其实很难真正理解。
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死后必有审判”，他或者她可能不相信“人人必有一死”。这样的判断看上去有些奇怪，每个人都会死去，这是谁都能看得见的事实，生活中真有人竟然不相信“人人必有一死”吗？
如此荒诞的问题，其症结在于人们如何理解“相信”这个关键词。一个真正相信“人人必有一死”的人，他或者她一定会在死去之间，缜密地思考死亡问题，尤其是人死去之后可能展开的方向。
按照这样的思辨逻辑，我们会推导出一个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结论：中国人之所以坚守祖先崇拜的方式，其实是他们骨子里相信，祖先并没有死去。即使人人都知道死亡是一个如此清晰的事实，但中国人依然相信，祖先的死亡不是一个事实。
3.
这是典范意义上的中国式“信心”。
一个人竟然不相信“人人必有一死”，但他同时又必须面对死亡，那么他或者她的死亡问题，就不是经过深思明辨的死亡，而是一种被动的、麻木的、绝望的、无可奈何的死亡。他也更不可能相信，死后必有审判。谁来审判，上帝吗，上帝在哪里？与其让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力量审判，还不如让后人一代一代去赞美。
没错，祖先崇拜在这里，终于变成了上帝审判的一种替代性方案。
必须指出，这样的死亡思考是无意义的，一方面我们不能理解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能为存在提供动力与方法。由此，一个人终于在死亡的命题上败下阵来，这才是悲剧的诞生，一切悲剧之中最终极的悲剧。
正是关于死亡问题的信心的思考，构成了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传统与传统之间最大的差异。某种意义上，对死亡的解决方案，就隐含着对存在与生活的解决方案。这样的思想风景，构成哲学最初的动力和最终的目的，也构成了对这个世界的如此多样性的文化形态的辨析基准。
海德格尔说得好，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死亡问题。对死亡问题的深度想象与思辨，反过来推动我们的存在。梦想终于照进现实，一个人的存在竟然是以自己对死亡的理解来进行约束的。人存在的最大目的，乃是要以存在起点，为死亡做准备；同时又以死亡为起点，为存在寻找方法论。存在与死亡，终于成为一个整体，这构成了一个人永恒的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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