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同性恋和资产阶级同性恋的交会，是一种阶级融合的想像。随著左翼政治的式微，这样的想像到了后来便难以为继。今天，主流同性恋运动越发中产化，早期这种阶级融合的想像或许是重要的遗产，它指引我们开启对于一个更加平等世界的追求和想像。
作为一名同性恋作家，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德（ChristopherIsherwood，电影《单身男人》原著作者）代表了20世纪二战时期同性恋知识分子在性取向和阶级身份上的探索。与他对于自身性取向探索同时发生的，是他对自己资产阶级出身的一种抛弃。作为一位资产阶级同性恋知识分子，他对工人阶级充满欲望。而这代表了一种早期同性恋运动的想像，即在当时左翼政治风潮下，这一身份背后关乎着对平等的诉求。
巴查迪为伊舍伍德画下了大量的肖像，被人称为“20世纪最为伤感、最复杂情感的作品” (图源：Getty/VCG)
革命思潮中的阶级表达
为什么20世纪初的同性恋知识分子中有那么多左翼？
读同性恋作家伊舍伍德的自传《克里斯多福及其同类》（Christopher and His Kind），感到惊讶的是，为什么二战时期欧洲同性恋知识分子会有一些共性，对工人阶级的浪漫想像，以及对左翼革命的亲近。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是当时西方知识分子所共享的特征。正如刘禾在《六个字母的解法》里提出的那个困惑，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欧美国家最具才华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一律左倾？为什么最出色的诗人、作家、导演、艺术家以及知识女性几乎都向左转，即使不加入共产党，也纷纷变成社会主义的信徒？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二战阴云笼罩的历史关头，对西方文明的质疑，对资产阶级革命累积的负面资产，给了知识分子想像另一个世界的可能。
而对彼时的同性恋知识分子来说，告别旧世界、拥抱新世界的想像又因为自身的性取向而获得了更为直观的、身体层面的迫切性。这个遥遥在望的新世界需要一套新的性秩序，而首当其冲的他们要以肉身为新秩序献祭。
以伊舍伍德案例来看，这种新的性秩序的第一步就是与自身的资产阶级属性相切割。他在书里写道，在剑桥念书时其实没少和当时的富家公子们鬼混，尝尽云雨之欢，但这些性经验在他看来都不是“完全让人满意的”，这当然不是生理层面的不满意，而是心理层面，他无法从自己的阶级兄弟那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性满足。
他在日记里记下这样的困扰，当时他受到一种抑制情绪的困扰，这种情绪在上流阶层的同性恋中并不罕见。他无法和自己的阶级兄弟有一种轻松的性关系。他需要一个工人阶级外国人。
在伊舍伍德眼中，中产阶级的同志空间里充斥着一种异性恋式彬彬有礼的腔调，如果有两个男孩坐在一起，你想要和其中一位跳舞，你得向他俩鞠躬，“请赏光？”然后，如果那个男孩说可以，你得向另一个男孩再次鞠躬，就好像他是一个女孩的护花使者，授意你和他的女伴跳舞一样。
可以说，这种对同性性向的探索，已经从生理层面上升到美学层面，并进而落实到政治层面。女孩可以是绝对的美丽，但永远无法变得浪漫。在日记中，伊舍伍德说出惊世骇俗的一句话，如果这个世界不存在男孩的话，我就会去发明他们。
当然，在那个年代，人们对性的越界，其实也不局限于同性恋知识分子，异性恋知识分子也有过诸多离经叛道的尝试，如公开裸泳、自由恋爱、实行开放婚姻等。正如刘禾给出的解释，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人不能被资产阶级的家庭伦理和性别财产观所束缚。
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内部的同性恋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和工人阶级间的亲缘性更是肇因于两个群体在结构性层面的“同病相怜”。正如法国学者塔玛涅（Florence Tamagne）在《欧洲同性恋史》里认为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性恋者相恋的奇迹是两次大战之间特有的，这是两个被社会排斥并且受到歧视的群体的会合，因为他们都被看作低下的。
有意思的是，
在当年，这种资产阶级同性恋对工人阶级同性恋的身体崇拜，并未像今天习以为常的那样导向一种明确的“攻/受”划分，这一点尤其有别于今天主流的“基情”想像。
如果按照今天的情势，伊舍伍德这样自认为携带资产阶级家庭腐朽基因的知识分子，或许会在情爱关系里扮演一个“受”的角色，因为他需要一个更强壮的工人阶级“攻”来救赎他。
类似的，当我们看到伊舍伍德把他的工人阶级同性恋人形容成“流浪者、迷失的男孩、无家可归、身无分文、被动”的形象时，他又似乎理应是一个“攻”的角色，因为他有强烈的要保护对方的欲望。但对于这样的攻受划分，伊舍伍德只字未提。
正是这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性恋之间的跨阶级相会，让我们意识到，在当时，同性恋本身并不仅仅意味着选择同性作为情欲投射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身份背后关乎一种平等的政治抑或平等的理想。通过性行为，两个性伴侣得以克服阶级、种族等障碍，同呼吸、共命运。正如同那句古老的英国谚语所言：瞎子领著瞎子，共同寻找光明。
与之相对照的，攻受的鲜明划分是当代同性恋电影最主流的想像同性关系的方式。譬如韩国电影《绝不后悔》里，文质彬彬的富家公子宰民迷恋底层牛郎诛民那健康、有型的身体。电影里有一幕二人床戏，宰民是绝对“受”的设定，他忘情地对诛民说，但愿你那家伙是一把枪，我可以扣动在我体内的扳机。
而这种“背叛”自身阶级的冲动，隐藏在工人阶级浪漫想像背后对于平等政治的想像，使得当时的资产阶级同性恋者最终顺理成章地倒向了左翼革命。
塔玛涅在《欧洲同性恋史》里讲到，有的同性恋者误以为莫斯科是同性恋自由和民主自由的福地，事实是，苏联于1934年宣布同性恋是一种犯罪。如此看来，究竟是该笑话当时的同性恋知识分子对于同性恋和左翼革命间的亲密关系估计过高，还是该反思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带有强烈的异性恋父权基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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