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先生写过一篇故事《最美和最丑》，讲大清亡国以后，一个宫廷里的娘娘沦落民间，生活无所着落。而一个流落东北伪满洲国的太监，听到消息，便辗转来到北京侍奉这个娘娘。娘娘很年轻，太监已经风烛残年，而太监靠什么侍奉娘娘的生活？就是太监在郊外租了一间房子，每日让人来参观“太监”的下体，收取微薄的参观费，以此来供养娘娘。
这个故事读起来很悲情，是一个悲剧。
大清亡国了，曾经依附于它的人，从此生活没有了着落。王老的故事，其实讲了一个更为甚之的事，就是帝国灭亡，维系古老传统的伦理纲常，也随之而坍塌，取而代之的是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引进的共产主义。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秩序取代旧秩序，新与旧之间的过渡，常常就会发生很多悲剧。
太监在大清亡国之后，还像当初一样，尽着忠君的能事，而这个忠君，也是他为之生存的根本。可是时代变了，这种忠君就显得非常滑稽、可悲、古怪、不能让人理解。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王国维的自杀，现在大家认同的说法是为文化的殉节。搞了一辈子文化研究，忽然发现他所热爱的那个文化的土壤，被革命淹没了，被时代抛弃了。
古代人尊孔，把孔子地位抬得很高，如今孔子地位被拉下来了，变成了普通人。皇帝被赶跑了，成了傀儡，在新社会甚至成了一名花匠，成了写字为生的书法家，光环没有了。不是说这些东西好，而是当这些东西作为一个社会背景，它某种程度上总会牵动人的感情。就像剧场一样，可能这部戏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荒谬的，但当你融入其中，也会被感动。
儒家所讲的忠恕、孝悌，都是基于某种关系才凸现出来。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见小孩子要落到井里，也于心不忍，见道路上有老人背着重物，也要上前去帮忙。传统道德所认为的仁义，善良，是要去做，而是什么驱使你去做，又有人说，是那个本心。
所以，一个人要去伪存真，要直指本心，要像婴儿一样天真无邪，心无杂念，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这个本心又是什么？不是修道修出来的，不是凭空生出来的，而是在人伦日用之中，渐渐养成，这样的养成，是以关系为规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消极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积极方面。所以，传统文化说，涵养天真。最高的修为者，就像婴儿一样，有一个赤子之心。
我们当下的社会有很多英雄，大致上，一个英雄一旦成为英雄，他曾经所有的事迹都成了英雄事迹。这个就像历代的皇帝还没有成为皇帝的时候，史书上常常喜欢说他，头顶上有片紫色的跟随或者是皇帝他爹扁担挑着两个娃，遇到个算命的，说你这前后两个娃，都是真龙云云。而一个人一旦成为贪官，被打倒，他当年的所作所为，都成了他如今完蛋、垮台的注脚。这样的分析，是政治的，而非历史的，但却遵循了一条理路，就是预设一个指向，然后从种种关系中，经验性地概括一个人，一件事。而那么这个指向，就是投机性的，实用主义的。
我们这样的新闻听多了，个人就会受到善恶是非分明的熏陶，形成一套伦理标准。而对社会上有人遇到跌倒的老人不敢搀扶，被搀扶的老人讹诈好心人的事件，做出简单而迅速的结论，根正苗红，尺度适当，又恰到好处，切中时弊。
我跟朋友说，看论语有什么用？
朋友说，那是思想史的一部分。
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如此简单的评判标准，那最美和最丑的评判就永远就没有那么复杂。
就像北京的雾霾，都他妈知道怎么来的，但又怎么办呢？很复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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