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现在叫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他们最大的梦想是期望改造混乱、腐败、愚昧的旧世界，建立一个公正公正、自由平等、廉洁自律、相亲相爱的新世界。现在书生，则更倾向于民主、自由、法治那些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文明。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代又一代书生只会发现，他们一生总是起于失望，终于失落。他们所想改变的，终难改变。
社会有时候状态好，正是选择书生的好建议，那什么都好。李世民当朝时，首先他能听得进反对意见。这在皇帝中很少见。碰到残暴的皇帝，三句话不合，就将你喀嚓掉了，哪还有什么魏征啊？李世民执政时，魏征给你提的意见多些，出名些。但当时敢给他提意见的远不止魏征一个。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等，也都曾向他提过激烈的意见。褚遂良当起居郎时，负责记录李世民的“起居注”，即记录李世民的一言一行。李世民要看他记录了什么，被拒绝。李世民担心自己不好的糗事也给记下，他明确说照记不误。
644年，李世民亲征高丽，魏征已经不在了，褚遂良就像魏征一样再三劝谏，李不听，结果铩羽而归。打道回府后，李世民就开始重用褚遂良，提升他为中书令。李世民临终前，褚遂良与长孙无忌成了托孤重臣。李世民能够“贞观之治”，主要在于能够听得进魏征、褚遂良这类书生的意见。
但真正的书生治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效果却又常常并不理想。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千古绝句的南唐后主李煜，在皇帝中最有才气，最书生气，但却是一个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也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创造了“瘦金体”书法，并且心地善良，深知百姓疾苦，可经他的治理，宋朝却积贫积弱极点，造成小人乱政，民间起义不断，外患难制的窘境，他本人也被金国俘虏折磨而死。南朝梁武帝萧衍也特别牛，因文学成就列“竟陵八友”之中。他精通佛学，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就是由他牛得不能再牛的历史贡献。道家的“无”、儒家的“礼”与佛教的“悟”，经他一掇合，变成独特的中国文化。他还亲自曾撰写《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多卷。但萧衍治国，政绩平庸。最后，他落得个被困饿死的下场。隋炀帝杨广也是高级书生，棋瑟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他的名篇《饮马长城窟行》，不知令多少书生自叹不如。他还开凿了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但杨广却是又一个亡国之君。
在皇帝里面，魏文帝曹丕政绩倒还不错，发展经济，增强实力，灭袁绍，征西凉，伐乌桓，逐刘备，戏孙权，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他与父亲曹操、弟弟曹植都是才子，合称“三曹”。曹丕的文学贡献，是五言诗和论著《典论》。《典论》中的《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作品。可惜曹丕在位时间不长，仅6年时间，未能有足够的时间展示其治国才华。他死后，魏国家业很快被司马氏家族篡位夺过去了。如果曹丕活得时间长一些，能够一以贯之地施行他的治国良策，中国历史倒可能有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优秀书生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些皇帝大权旁落，让书生得以自由发挥的历史时期。比如张居正就是一例。张居正23岁考中进士，曾任吏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等职，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因明神宗朱翊钧年幼，张居正深得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信任（一直传两人有特殊关系），故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这让张居正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变成明朝的伟大政治改革家、中兴之臣。他推行“一条鞭法”，理顺了经济与税赋，令国库充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整顿了官场的庸懒与紊乱。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保证了国家的安定。张居正任内阁首辅10年，令明朝气象焕然一新。朱翊钧在他死后暴露出恨之入骨的心态，两年后将他在政治上批倒批臭，剥夺他的谥号，可能是多种因素促成。有皇帝要重夺权威的心态，有张居正在朱翊钧少年时对其督导过严原因，也有明朝此时激烈的党争等因素。但朱翊钧否定的只是张居正的政治声誉，而不是他的改革，并且还曾继续励精图治一段时间，令明朝出现了“万历中兴”的局面。
这个世界有了民主共和国以来，倒是出现了许多高学历的领导人，尤其二战以来，世界各国领导人学历与文凭普遍提升，博士总统、总理之类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一般也不被看作书生型人，故真正意义的书生型政府首脑却并不多见。美国国父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要算一个。他是《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他是科学家，是农业学、园艺学、建筑学、词源学、考古学、数学、密码学、测量学与古生物学等学科的专家；又身兼作家、律师与小提琴手；也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人。在历任美国总统中，他的智慧最高。他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最主要的政绩是保护农业，发展现代工业，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使美国领土近乎增加了一倍，又促使美国新闻自由这个社会基石稳固下来。这个书生总统，在美国历史上评价一直很高，列入美国史上四大伟大总统之一。
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他是政治家，也是历史学家、画家、演说家、作家，还曾因《不需要的战争》获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有争议），又连续36年担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校长。丘吉尔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领导英国与美俄法中等国结盟，最终在二战中击败纳粹德国。
1951年到1955年，丘吉尔再任首相，对英国重新恢复国力与科技实力，还是做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2002年，BBC举行了一个名为“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的调查，结果丘吉尔获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瓦茨拉夫·哈韦尔也是一个。捷克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和剧作家，著有《画展开幕日》、《接见》、《花园盛会》、《高山旅馆》等作品。
1989年，他领导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推翻原政权。
1989年12月29日当选为总统，建立“民主和多元化的社会制度”，走“瑞典模式的社会道路”。
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正式解体，随后他又成为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到2002年卸任。哈韦尔对捷克最大的历史贡献，是使这个国家的政治变得比较顺畅、平稳与文明，这令捷克迅速重新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捷克2015年人均GDP为17330美元，排世界第42位。
西蒙·佩雷斯又是一个。这位以色列的前总理和前总统，酷爱文学创作，主要著作有《下一阶段》、《大卫的子弹》、《明天即此刻》、《由于这些人》、《新创世记》等。在20世纪世界风云人物中，他被认为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位，为了以色列，他发挥具有个人独特魅力的外交才能。以色列脱离与阿拉伯国家的直接军事对抗，与约旦结成不是联盟的联盟，和佩雷斯外交斡旋又莫大的关系。他曾在以巴和解之路上做过重要历史贡献，并因此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以色列的核工业与核武技术，他居功至伟。更重要的是由于佩雷斯努力，大大提升了以色列的国际地位。世界大国领导人，有的将他看作能够提供国际政治智慧的历史伟人。他
2016年9月逝世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德国总统高克、法国总统奥朗德、英国王储查尔斯、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等国际政要，纷纷前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书生型人，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将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和科学等学术方面，是比较爱思考，并且在学界有所建树的人。杰斐逊、丘吉尔、哈韦尔、佩雷斯这样的书生，也就由于应合了他们的时代，让他们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并做出重要历史贡献。但反过来，书生型国家领导人，也可能是那种政绩不佳的人，比如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可也是地道的博士。
书生善谋，创造力强，但书生可以治国，也可能误国。一些人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报国心，但那种个人愿望太强烈了，却有可能烧坏自己的脑子。正确地审视自己并努力提升自己的历史洞察力和社会的辨识力，才至关重要。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晚清时的大学问家，他们直接参与并领导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很快失败了。或许正因为失败，才成就了他们的历史功名。后人再观察他们的变法，虽然可以肯定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理论粗糙，体系不完备，没有制度上的根本性设计，且没有社会基础又过于急躁，若他们所谓的变法成功，也未必能挽救晚清的衰亡的局面。戊戌变法的实质与洋务运动没有太大的区别，没有触动皇权，不是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对社会彻底改革的制度体系，并且是依赖皇权的强硬推行。皇帝又只是个儿皇帝，皇帝倒了，一切归于零。康梁直到辛亥革命前，一直坚持做保皇党领袖，也显示他们政治上的幼稚，看不清满清已经烂透了的本质。
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倒道出了书生的真正历史功用，可惜很多人未能参悟。书生或许只能给国家锦上添花，却难具有什么救危救难的历史功用。打从“五四运动”起，许多书生走到民族救亡运动第一线，不断地高呼，慷慨激昂，呼唤呼喊，可回顾历史，除了让某些政治强人与邪恶思想乘虚而入，祸害国家之外，真没看到他们有多少历史的正面价值，要不然，哪来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间不可妥协的恶争？哪来的普世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百年撕裂？哪来的极左思想引发的一系列灾难的性的历史事件？哪来的社会的疯狂式溃败和道德沦丧？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智慧。不合时宜的时候，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纳粹德国时，书生都变成无用之物，他们一起跑去了美国，倒让美国获得了宝贵的人才。卡斯特罗暴虐时，古巴书生、企业界人士设法逃去美国迈阿密，促使美国原本不起眼的小城变成美国南部最重要的城市，目前仅200万的古巴裔书生，却在美国多个领域崭露头角，成为重量级社会人士。查维斯在委内瑞拉胡搞，大量委内瑞拉书生，也是跑去了美国。
20世纪到现在，各国的书生都爱往美国跑，其次是欧洲等地。哪个国家开始出现危乱局面了，书生与企业界人士出逃就成了第一选择。这是正确的历史选择。想当年，不论是希特勒、斯大林还是其他一些什么暴政时期，凡留下的书生，要么顺从与投机，成为野蛮的帮凶，要么就被压抑甚至肉体消灭。危邦乱邦，最易受攻击又没有自我护卫能力的，恰恰就是书生。书生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暴君，也包括暴民。苏格拉底那么有智慧，但雅典的保守市民却因为他的新思想和新理念而将他视为邪恶者，强烈要求法庭判处他死刑。他可以逃走，却决定接受死刑，以唤醒雅典民众。但那没有意义，雅典没有因他的死而醒来。倒是后来的书生从他的学说中汲取了营养，打开了西方哲学广博世界，并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思潮。
作为书生，第一要懂得审势度势，明白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自己的智慧才能真正有用。胡适等人当年的正确选择，保全的不是一条性命或个人的前途，面是让他们的思想能够更完整地留存于世，这才让后人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与认识他们。第二是要明白自己的局限。你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你只是智慧的生产者，别人是否选用你的智慧，那是别人的事。你的所思所想说出来了，就已经完成了你最重要的历史使命。第三，思想者不需要幻想做一个斗士，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更不要幻想做什么精神领袖，呼风唤雨，指点江山。人类社会本质上需要的是全民觉醒。凡有人试图对社会进行生硬的、强迫性的改造时，结果通常只会和预期相反。社会不是建立在你的构想之中，任何乌托邦的社会实践，都会走向邪恶。历史上的那些成功的书生，恰恰是由于他们尊重现实，脚踏实地。反之，不但可能一事无成，还可能成为历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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