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这样一个对人生有着巨大影响的地方，仿佛近二十年的岁月就刚刚消散在眼前，真让人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
我曾经对聚集在位于伍斯特尔广场的萨利意大利馅饼店的一群朋友讲过，在去年我丈夫总统竞选活动期间，我所经历的所有活动中有三次是最让人后怕的，并且使得我彻夜难眠，焦虑不安。这三次活动就是，重返我曾经就读的中学，在威尔斯利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还有就是这一次。而任何其他场合都难以与这次相比，因为我知道我将要站在我过去的老师的面前，站在教授和同学们面前，并且还必须高谈阔论几分钟。
我得承认，这既让人紧张而又有些兴奋。有些事我长久以来一直想对你们一些人说……
……但是今天，我在这里主要是要表达我对法学院的感激之情。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人们描述了许多故事，它们都特别着眼于那些对我有着重要意义的境遇和事件，但在这些故事中，作者没有像他们所应做的那样，报道应归于耶鲁法学院的荣誉。我的大部分信仰，我所为之工作的大部分事业，以及我相信在这次选举中所经历的大部分危机，都直接和我在法学院的岁月相关。如果各位不吝惜这几分钟时间，我愿意向各位讲述一下，一个人的人生的各条线脉是如何交织在一起，也许我还想就法学院将如何继续保持她那具有启发性、挑战性和教导性的传统，发表一些看法，我要说这些传统大大丰富了我的生活。
在开头我想讲一下我在一个星期之前收到的来自法学院图书馆的一封信。很显然，由于在民主党大会上放映的一部短片，引起一股人流不断涌向这个图书馆，询问我和比尔是在什么地方相遇的。正像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在我家里看来又有了意见分歧。他（克林顿总统）绝对肯定我们相遇的地点，而我也是这样。问题是我俩所说的不是同一个地方。所以我向各位之中当时在场的一些人请求指点，并且希望你们能本着我们所珍视的耶鲁法学院的优良传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到这个图书馆来，不管他们来的原因是什么，而且我把这视为一个小小的贡献。当然，这与院长从纽约的利连.戈德曼那里得到的珍贵礼物相比，在其意义上说是黯然失色的。我这样说是因为该礼物被用于整修法学院，向妇女，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提供奖学金，以及继续资助一个托儿所。在几年前，我访问法学院时，曾荣幸地在院长主持的仪式上为这个托儿所举行开所典礼。所以，可以这么说，该图书馆将继续在我的生活中，并且也在法学院的生活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当我回首我们72级和73级同学进入法学院的年代，我想起那些艰难、动荡的岁月。那时我们的思想也非常混乱。在法学院的讲堂内外人们就吃、喝、书本以及我们国家的走向展开许许多多的辩论。多少热情，多少关切！对那个时代我记忆最深的是我们所有人、学生和教授，在迎接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时所具有的严肃态度。
1970年春天，在纽黑文的街头常有骚乱发生。我们法学院各项设施的物质保障也面临困难。我记得当时我为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而苦恼，记得我坐在法学院外的墙头上，对我们学院、我们国家的前途感到困惑。凯尔勒教授停下来和我谈心。他说：“你知道，每个社会都会有坏事发生。我知道。我经历过一些最糟糕的事。但是你不能泄气。你得不断努力尝试。”
我还记得有一个晚上国际法图书馆着了火，波莱克院长就象在那一年里面对许多事件一样，不仅以优雅高贵的风度，而且怀着他对法律一如既往的作用所明确表示的信念面对这一切。我还记得我们是怎样不得不冷静地看待骚乱，而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促使我们想到，应以理性的和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伺题。
入学第一年对我个人来讲是个转折点，因为有一天我在《时代》周刊上读到一篇关于一位名叫玛丽安.赖特.艾德曼的耶鲁法学院女毕业生的文章。随后不久，我在一块贴满了各种预告校园活劝的海报的布告牌上看到一个很小的预告，说是她将要访问我们学校，于是我就去听她的演讲。在听完她有关她作为一个民权律师的经历，以及她所表达的要用她在耶鲁所学到的知识，竭尽所能地为穷人做事的信念之后，我就找上她，问她我是否可以在那个暑假为她工作。她告诉我她是很欢迎，但她没钱付给我。我就问她，如果我自己能想办法弄到钱，那我可不可以为她工作。她真是个耶鲁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当即就说，“当然可以。”我回到法学院，找到院长办公室和就业办公室，发现有一个叫做“法学院学生民权研究会补助金”的项目。这笔很独特的小额补助金通常是用来资助法律专业学生去努力理解和促进民权事业，这就可以让我为当时的“华盛顿研究项日”工作。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
那个暑假，我接触到移民劳工营的状况，接触到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实行种族隔离的高等院校要求免税待遇所引发的各种问题。我回到法学院，越来越决心投身于儿童，尤其是贫困和不幸儿童的事业。我很幸运能遇上象乔.戈德斯坦和杰伊.凯兹这样的老师，多年来他们一直对儿童和家庭问题，以及法律的作用进行研究，并展开工作。正由于和他们的交谈，由于我幸运地对杰伊和安娜.佛罗伊德、艾尔.索妮特合著的一本书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我才开始思考许多对儿童有影响的、明显的和隐藏的问题，思考法律能够和不能够起到的作用。
整个这段时期，对于什么是和不是法学院教育所有的正确作用，人们有大量混乱、冲突的看法。大家激烈地辩论着：我们是否在出卖自己以得到一个法律学位，我们是否该做些别的事情——至于是什么事情通常都没有明确的说法，而只是情绪化地争论——我们是否并不一定要“走出校园”，反正不管在哪里，我们总可以尽力帮助解决那些花费我们大量时间来辩论和讨论的问题。
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中途退却。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思考如何利用法律来提高我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兴趣。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就宪法展开的各种辩论。我们非常幸运，在我们学院有这么多理论家，他们从各种不同角度研究这个问题，使得我们也敞开思想来探讨什么是和不是对宪法的适当解释。我清楚地记得，在各种研讨会上所提出的各种挑战，记得我们在试图将我们所研究的理性的、有序的世界，与我们所见到的周围的真实情况相协调时所遇到的困难。
在那段时期，法学院有许多老师一直不断地和我们谈心。今天下午，我收到查尔斯.布莱克给我的一包材料，他说他不能到这里来，但他要像近二十年来他一直所做的那样，给我送来他最新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关于应如何促进民权的保障，关于他对废除死刑的坚持不懈、满腔热情的倡导。他在为他的信仰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时一刻也没有动摇过，而且他还希望我在来这里讲话之前能读一下这些著作。具有这种积极关心他人的品德是一种幸运。
在过去和现在都能代表耶鲁法学院特征之一的，就是我们面前这些作出如此贡献的人们。而现在我们更迫切地需要我们所有人继续不断作出贡献。
今天，我们在纽黑文没有见到有商店因为害怕暴力而关门歇业，但是它们却经常因为经济衰退而关门倒闭。在这个城市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往北一点，在哈特福特，这个数字要超过百分之四十七——这在全国是名列第六。所以我们周围的问题可能不那么明显，但是它们确实存在，并且正在侵蚀我们的生活品质。
在我离开法学院时有两件事也让我感到幸运，第一件事是，我去为“儿童保护基金”工作，并且开始用我所学到的知识担任儿童的代理律师。第二件是，在一月份，经伯克.马歇尔的推荐，我成为众议院法律委员会弹劾调查小组成员。作为一个律师，一个美国人，我从来没有像那几个月那样感到自豪。我和伯克.马歇尔，欧文.菲斯，约翰.多尔，以及其他许多人，包括我的五位同学一起工作，我们努力明确弹劾的宪法含义，并且以最高的职业标准履行我们的职责。我想，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个很体面的解脱，也是一大明智之举。然而这对于我在法学院所学习和研究的制度而言，又不啻为一个巨大的胜利。
各位也都知道，在过去几周，几个月里，有一些对律师的攻击言论，这些言论常常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且坦率地讲，它们所证明的论点也只有一部分正确。但是，我认为，我们法学院的部分启示就已说明，当一名律师，意味着很多不同的角色。它意味着一个公众辩护人，一个立法者，一个行政管理人员。它意味着作为一名从业人员在各种领域发挥他的专长。它意味着一名教师。它意味着掌握我们所学的功课，并利用这些知识做有助于实现我们社会目标的事。
我要告诉各位，在去年我和比尔作全国旅行时，我们看到了许多希望所在。是的，有很多统计教字是严酷的。我们那些有特权而且有能力为我们自己谋求幸福生活的人，必须始终关注那些隐藏在统计数字背后的面孔和人民。但是，我们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这一部分是来自人心所向，而客观存在的条件则在其次，但另一部分则来自我们每一个美国人所与生俱来的深藏的信念，这个信念可能他或她并不一定承认，甚至不一定知道，这就是：只要我们积极参与进去，我们就有一个能够真正有效运作的制度。
过去几个月，我们有幸乘坐公共汽车到处旅行。我要向各位推荐这种旅行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你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从你眼见的高度来观察事物，而不是坐在飞机里高高在上，或是坐在小汽车或火车里飕飕冲过。你得和人们互相接触，这样你就能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美国人的面孔。他们许多人走上前来，向你提问，而且这些问题都不简单。如果他们有幸进入圭多（院长）的课堂，他们的问题会提得很好。他们可能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他们对人类的状况，对我们周围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非常了解，而且知识丰富。现在人们所渴求的是设法让我们的制度再次为所有美国人而运作。或许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同胞越来越觉得我国的制度不是为他们运作的。而所谓“他们”，除了那些较大的阶层划分之外，还有各种不同方式的定义。
当我们在耶鲁法学院为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而辩论、担忧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我们应该有很多理由相信我们的制度可以有效运作，相信法律可以为积极变革和改善人类状况的工具，不仅如此，我们还接触到了具体行动的实例。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我们周围这种新的开放精神和积极进取的力量就能化为变革的动力。而作为律师，通过我们的职业，通过与他人共同合作，我们将会在许多方面极大地促进这种变革的发生。
我在耶鲁法学院的每天所学习的功课都让我确信，利用法律这个工具，并从事其他相关工作，努力确定我们共同的人生目标，这是我们最值得从事的事业。在这里，我主要想说的是，感谢各位，为我在一生中能够从事这项事业提供了可能，感谢各位，让我懂得，我们每个人都应担负起一份责任，让我们国家变得更加美好。
1992年10月2日，作为1992校友周末会的一部分，73级的希拉里.罗德海曼.克林顿，在巴尔特教堂不用讲稿，向济济一堂的耶鲁法学院毕业生，学生和教职工发表即兴演讲。本文译自耶鲁法学报告1992年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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