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中国最大、全球第二的玻璃制造商，一直以来以公益行为著称的企业家，突然以“10亿美元赴美投资”引发全国高度关注。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已经走过了大约20年的路，现在已经遍布全球，甚至成为海外投资规模第二大的国家，这点国人早就习以为常了。即使是曹德旺本人，也早在14年前就启动了在美国的投资，至今在美国几个州都有大型汽车玻璃制造厂。然而，为什么偏偏现在才对他赴美投资如此敏感、如此关注、如此争议？是因为时代背景变了，特别是美国结束不久的总统大选，当选总统特朗普坚称让制造业回归美国，而曹德旺此时的对美投资恰恰与特朗普的呼吁不谋而合，因此让中国人敏感了。
如今投资美国，的确是在一个超级敏感点上，涉及中美未来的国际竞争，这点也无需回避。特朗普是典型的商人出身，深谙国际商业套路，看到多年来美国在制造业方面的大幅滑落，他下决心要拯救美国制造业，他直白地说，没有实体经济的强大，就谈不上美国的强大。他一边要求美联储迅速加息，让美元快速回流美国，一边呼吁美国在外投资的制造业巨商回归美国办厂。曹德旺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被归入特朗普战略里面去了。
这对于一直以来以爱国、公益、正面形象展现于公众视野的曹德旺来说，有点压力，有点不爽，他反复对媒体解释，他是中国人，肯定是以中国为主，在美投资规模仅占其投资总额的不到3%。看到他那副着急的样子，生怕国人误解他，我反而觉得有点搞笑，有什么着急的呢？你曹德旺没有任何错误啊，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这是纯商业行为，也是这些年来得到国家鼓励的，跟爱国不爱国没有一毛钱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曹德旺们的海外投资，实际上让中国企业熟悉了国际市场环境和商业规则，增强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也增强了中国在全球化发展中的话语权和应对能力，这实在是件大好事。
撇开政治，单看商业行为，任何投资都要讲成本核算。曹德旺的对美投资，一直是以成本核算为基础的。他算了一笔帐，目前中国制造企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出35%！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如此高的成本差距，我曹德旺把一小部分投资放到美国，有什么不合理的呢？干嘛要把我和特朗普的美国制造业战略捆绑在一起呢？
我觉得，曹德旺是以一个十分简单的纯商人行为触碰到了中国财税的痛点，那就是，制造业日益高企的税收压力。多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土地成本、人工成本、税收成本都是一路提升，客观上助长了中国的“脱实向虚”，一个普通企业，忙乎一年，除去成本，所赚取的利润还不如在京沪深炒一套房子，这让企业经营者们情何以堪？
企业搞经营，得利润，政府收税，这本来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苛捐杂税太多，还有数不清的乱收费，吃拿卡要，如此下去，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民营企业如何承受得了？
这里特别要说一说中国的财政政策走向问题。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是太好，我们还处在艰难的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意在与全球制造业强国德国的“工业4.0”对接，与美国制造业复兴战略对接。本来中国应该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然而，我们遇到了特朗普登基，遇到了美元加息，遇到了大量资产向海外流失，遇到了人民币大幅贬值。这种情况又迫使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无法过于放松，明年货币政策肯定是适当收缩，以对冲资金外流趋势。那激励国内制造业靠什么？恐怕更多地要靠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投放的重点是什么？过去我们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但是，自2009年的“4万亿”之后，中国地方政府利用城投融资平台实施高额债务的投资拉动模式就日益受到挑战，难以为继，不得不转向公私合作的PPP模式。目前在财政政策上，如果还寄希望于政府高额负债、大幅财政投资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行了。那如何体现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对困境中的制造业的积极性、灵活性扶持？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减税。说到减税，政府方面也许觉得冤枉，似乎这么多年来，政府一直在尝试减税，但实际情况是，往往在某一方面减了一点税，但在其他方面又更多地设计和增加了税负，到头来企业的总税负仍然居高不下，这还不算政府方方面面的各种乱收费。
曹德旺在赴美投资办厂方面关于成本税负的计算反映了他多年海外投资的经验和精明，但是，坦率地讲，他仍然是一个厚道的中国商人。至今，在中国制造业成本日益高企、政府税负不降反增的情况下，他仍然把绝大部分工厂和投资放在中国，实在难为他了，难为千千万万个曹德旺式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了。当下，中国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实实在在降低制造业税负，特别是降低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方面不合理的企业税负，真正让中国制造业轻装上阵，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的财税政策如果真有这样的大格局和大突破，还怕什么特朗普？怕什么美国制造业回归？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平台，企业高成本是必然现象，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会通过创新增加利润，化解高成本风险。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创新是一回事，控制成本特别是税负成本是另外一回事。本来应该由政府解决的不合理的高税负问题，政府不解决，反而让企业通过创新化解，这说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说不过去。当前，当务之急是政府的减税，必须认真兑现。至于政府减税后给政府财政支付带来的压力和困难，相信政府能够通过合理压缩费用、打击贪腐等办法得到解决。我甚至觉得，过去中国政府缺乏减税的动力和经验，殊不知，减税是各国政府在特定经济发展时期应该采取的一种非常有效的财税政策，中国各级政府必须学习国际经验，尝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过合理减税刺激经济发展的道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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