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后，2016年12月2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了试点工作最主要、最基本的制度，意义不同寻常。
欲想真正认识到《决定》尤其是监察体制改革的意义，必须先得十八大以来中共反腐系统的调整和改革有清晰认识。
在十八大王岐山就任中纪委书记以前，中共反腐系统由于各种原因处于相对疲软的状态，腐败以近乎猖獗的态势不断吞噬中共的执政根基。为了扭转局势，十八大后中共实行强势反腐行动，打掉的老虎数量超过中共建政六十年以来落马官员数量的总和，既在某种程度上讲遏制住了贪腐之风，又重塑了中共的社会形象。
然而，古往今来的政治发展规律揭示出，若不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反腐纵然一时得胜，但腐败终究还是会“春风吹又生”。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种困境，习近平、王岐山等中共高层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于是，十八大以来这四年，中共颁布了包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等在内的12个文件，对纪律检查制度进行全新的改革，意在建立更为自主的、力度更大的纪检制度。
具体包括：在业务上，纪检监察由党委、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向纪委垂直管理体制转变，让纪委系统从纸老虎变成了真老虎，曾经引发民怨的地方官员包庇贪腐的行为难以为继；在改革巡视制度上，借鉴古代中国“八府巡按”等历史经验，也为了弥补外部及舆论监督的不足，构建了一套强有力的巡视制度，既向全国范围内的党政企事业单位轮番派出多轮巡视组，又向权力极大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中央办公厅等传统法外之地派出纪检机构，实现了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全覆盖；在纪委系统内部，除了强化内部监督之外，还让纪委回归纪律审查的主业，让纪委派出机构从派驻部门的利益中抽离出来。
对中共而言，这些改革举措确实有其成效。但是即便如此，中共反腐依然还存在一些盲点，尤其是制度建设方面，还有不少被外界质疑的地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推出了监察体制改革，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并将其定性成“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这意味着在经济改革、军队改革已经出现突破的局面下，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热门话语的政治体制改革，再次被摆在中共高层的案头。
那为何中共此时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呢？众所周知，监督乏力是全世界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的棘手问题。因此，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一批特权阶层，这批被苏联普通民众称为“共产主义贵族”的人最终葬送了苏共。
据《亚洲周刊》报道， 2013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与新任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谈到苏联解体时感慨“竟无一人是男儿”。这说明习近平不想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执意于守住中共的阵地，因此通过重启政治体制改革来遏制腐败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此轮政治体制改革，以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为起点，整合法律监督权力，从根本上改革中共内部监督的权力架构。其中，试点地区政府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实现反腐力量的一次大整合。
由于监督执法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意味着纪委机关不仅有权监督党员，同时还能监督担任公职的非党员，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中国人大启动监察委试点 检察院转隶工作开始
放在中国和中共历史来看，监察委员会改革其实是在借鉴古代中国监察经验基础上，将一党执政体制下的内部监督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在古代中国，审讯时总会听到三司会审的说法，虽然不同朝代有不同的三司，但大体说明古代司法监察体系存在多个部门，有制衡也会互相倾轧。
以清朝为例，中央层面的监察机构包括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些机构之间虽然存在制衡作用，但容易因为分属不同派别，党同伐异，弱化监察职能。中共同样存在这种情况，监察系统存在重叠之处，权属不够清晰。
因此，未来或将诞生的国家监察委员会，通过整合各类监察机构，无疑会产生一个超强有力的机构，展现了中共高层通过内部监督来遏制腐败的决心。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重要尝试，既是自己对自己动刀，也是为未来更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打下基础，展现了中共高层的“不信邪”和政治抱负。至于效果，还有待时间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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