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国共这场战争，有学者把蒋政权的失败，往往归结为蒋介石性格上的弱点，即他是一个儒家思维者，任用亲信、赏罚不明，心地仁善，等等；而毛的胜利，则是因他是一个法家，善于权变，诡诈多端，长于宣传，极会蛊惑群众。有没有道理呢？有的，但绝不是主要的。任何政治势力较量的胜负，都存在道德层面性格层面上的因素，但在两股强大的政治势力的生死格斗中，获胜的一方，绝非仅仅是诡诈、权变方面的性格因素决定大局，其间原因，要复杂得多。
譬如秦末农民战争，楚汉争霸，弱汉胜而强楚败，归根到底一句话，是楚霸王败在“力征”二字上，而刘邦则胜在“约法三章”上。“力征”，以杀戮为业，坑赵卒30万，坑秦卒20万，火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项羽以暴力经营天下的结果，是人心丧尽，一个力可以拔山，气可以盖世的大英雄，结局是乌江自刎。而刘邦，兵不血刃，占领咸阳，接受秦廷的投降，移师霸上，财宝妇女无所犯，“约法三章”，大得民心，用人得当，即使是个无能怕死自私贪婪无赖之徒，也最后赢得胜利，建立汉朝。楚汉之争，岂一个“性格”二字可以归结的吗？
国共这场战争，还有人说，它的战争性质是人民民主战胜法西斯国民党统治，人民的力量最后取得了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是这样吗？
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严肃地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新成立的中共政权，绝对比蒋政权更独裁专制一百倍。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中共取代国民党，绝对不是什么人民民主战胜法西斯统治。
那么，为什么蒋政权败在中共手里？毛泽东为何能够战胜蒋介石呢？
弄明白这一点，我们需从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社会及国共两大政治集团的性质状况谈起。
我们知道，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是由清王朝新军下层士兵猝然发起的一场“革命”。大清王朝的这堆干柴，一旦遇到火种，顿时爆燃，马上势成燎原，一发而不可收拾，遂成就了一部大清王朝覆灭的惊天闹剧。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地看这场“革命”，它实际是一场有准备无指挥的无政府状态下的下级官兵发起的武装“革命”（实际是武装暴动）。说它有准备，是因为长时期来同盟会革命团体在清王朝新军中的革命宣传活动和组织工作卓有成效，一旦革命条件成熟，遇到意外情况，随时可以爆发“武装反抗”，即“革命”；说它无指挥，那是因为同盟会在发动起义的关头，指挥人员发觉事泄，纷纷逃命，而起义爆发是在并没有指挥的情况下由士兵们自发干起来的。故而，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辛亥武昌起义，是一场无政府主义的武装暴动行为。因为无政府主义，无指挥系统，所以便有了起义士兵们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揪出来，临时拥戴，命令他出面指挥这场“革命”。后来的辛亥革命英雄黎元洪，其实是被钢枪挟持下的一个历史人物。这样一场革命，从组织系统的无序，到政治理念的溷乱，都是谈不上有什么牢固的组织、政治基础的。
猝然爆发的这场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达260余年的大清王朝，建立起来了一个“中华民国”，这个“民国”是“民国”吗？
可以肯定地说，不是！
先看领导起义的革命党一方。
他们的革命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个字，重点在“驱逐鞑虏”四字上，这其实是民族革命，而非民主革命。“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很有民主性质，但是他们并没有去干，而是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理论上，他们提出“共和国兴，革命党消”，民国已经建立，革命的任务就完成了，放弃了思想革命，民主政体建设革命；另一件事是，权力移交，他们向袁世凯提出交易，只要袁世凯能叫清廷退位，就让给他民国大总统的职位，而剥夺了人民对于国家领导人的话语权、选择权。这两件事情都是错误的，但都圆满成功了。中华民国在大清王朝的门口摘下“帝国”的牌子，换上“民国”的牌子，而内里做总统执掌政府权柄的却是大清王朝的重臣袁世凯。新瓶装老酒，换汤不换药，从革命纲领到革命实践，都是错的，怎么能称之为“民国”？
1915年12月13日上午9时，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正式称帝，改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元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摇身一变，成为中华帝国洪宪皇帝。
----这个变化是偶然的吗？
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袁世凯的错误是不应该复辟那个帝号，而应该当他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以没有皇帝称号去干皇帝的事情。这才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特色”。他违背了这个“特色”，所以蔡锷、梁启超一旦举兵反袁，天下响应。天下响应的是反对公然恢复帝制，但他们并不反对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号行封建帝制之实。----后来的北洋政府，以及孙中山的广东政权，以及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以及1949年以后的中共政权直至今日，无不是在重复演绎着这个“中国特色”。
这就是说，辛亥革命的成功，在于推翻了封建皇权政体大清王朝；它的失败，在于封建皇权政体没有了，以民主共和的外壳包裹着的封建皇权本质并没有改变；辛亥革命只解决了一个外壳问题，并没有触动中华民族积两千五百多年来的皇权政治、帝王思想。这个皇权政治、帝王思想依旧如同泰山之压顶，罩住中国人的精神和肉体，叫中国人继续辗转挣扎在权力杀戮的十八层地狱里不得翻身。----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国共战争，蒋介石和毛泽东争的，不是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政体的你死我活，而是两个集权政治集团谁主宰中国、谁当中国皇帝的问题。尽管他们各自喊叫的政治口号不同，背后投靠的外国政治势力不同，一个是英美西方国家，一个是苏联列宁主义集团。
蒋介石不用说了，他是从孙中山同盟会那边演绎过来的，对于其皇权政治、帝王思想易于接受，而对于共产党，对于这个口口声声从理论到组织构成，都是“无产阶级”如何，“工农联盟”如何的政党，把它们跟皇权政治、帝王思想挂起钩来，似乎不尽合理，但却是历史事实。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弄清楚列宁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要弄清楚列宁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工人利益的代表呢？还是一个农民利益的代表？还是工人农民利益的代表？是不是广大劳动人民权益的维护者？
答桉是，都不是。
他的真实身份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俄国间谍。
他是俄罗斯民族的叛徒，内奸，是个特务。
这个结论是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官方历史文献《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揭示出来的。这部文献着作出版于2009年，是俄国中学11年级的历史教科书。 《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从根本上否定了十月革命，它给“十月革命”的定性为“反革命武装政变”。这个定性的依据是“德国外交部公布的历史档桉”。在这份历史档桉里，详细叙述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颠覆俄国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支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颠覆活动，他就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俄国的秘密代理人。
列宁的间谍身份确定了，那么，他领导的那场“十月革命”理所当然地要遭受到质疑，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能站得住脚吗？
这就要认真面对所谓“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
随着苏联解体，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真相也就“水落石出”了。原来，他根本不是一场什么“革命”，而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1917年3月（俄历2月）俄国沙皇政权就已经被“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宣布退位，俄国人民建立起临时政府。临时政府颁布法令，诸如引进陪审团的审讯制度、允许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全部赦免政治犯和宗教犯、给劳工组织以罢工的权利等等民主权益，体现了民主共和国的种种进步政策。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并非向沙皇政府夺权，而是造了“二月革命临时政府”的反，向俄国社会第一次出现的“立宪会议”造反，而“十月革命”造反以后的俄国，俄国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被完全剥夺，俄国历史进入残酷的一党专制的法西斯统治时期。基于这个历史事实，毛泽东的那句“一声炮响・・・・・・”的言论，不是真理，而是欺骗！历史真实告诉我们，所谓的“十月革命”，其实是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是一次历史大倒退的“反革命政变”！中共宣传机器所宣扬的“攻破冬宫”的浩大场面和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完全是政治骗子们编造的历史谎言。
这就要弄弄清楚列宁这个人的真实面目了。
早期的列宁，是一个受民粹派影响很深的民粹派人物。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就是一个民粹派分子，主张密谋、暗杀、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一次刺杀沙皇未遂的行动中被捕，后被沙皇处死。列宁继续了他哥哥亚历山大的思想，主张要像民粹派那样，建立一个集中、秘密、强调纪律、限制争论的党。
俄国着名学者普列汉诺夫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俄国的人，1897年2月，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列宁在叶尼塞省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结识了这位社会学家，跟普列汉诺夫建立了师生关系。1898年3月，普列汉诺夫在明斯克创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列宁参加了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这次会议上公开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挑起分裂，他宣扬阴谋、暗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等民粹派主张，拉出来一个名字叫“布尔什维克”的派别。事后，普列汉诺夫说：“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着名的、有影响力的社会民主党人圈子，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
牢牢地站立起来的列宁在欧洲很快跟德皇威廉二世的德国情报人员搅合在一起。解密的档桉史料告诉我们，德国方面负责跟列宁打交道的间谍头子自称巴伏斯，真实名字叫希尔芬博士。是这个人向德国情报机构介绍的列宁，建议给予资助，他是列宁一切活动的幕后牵线人。列宁的德国间谍身份在1917年7月4日已经有社会民主党人班克拉托夫揭露出来，1917年7月俄国法院下达逮捕列宁的命令，列宁逃亡芬兰。他在芬兰为自己辩护，刚刚推翻沙皇暴政的临时政府恪守法制，尊重证据，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放过了列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1914年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德方有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俄方有沙皇俄国、英国、法国，两个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爆发了世界性战争。同年11月1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公然反对这场战争，并且提出“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并且使俄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德皇威廉二世就是根据列宁的这个表现而决定花巨款收买他，使之成为德国间谍，沙皇俄国的内奸。被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雇佣的高级间谍列宁，利用一切场合，鼓动俄国军队反战，鼓动农民要求土地，从内部搅乱俄国的战争大后方。布尔什维克派夺权成功并拥戴列宁上台以后，列宁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永久性割让给德国。已经解密的档桉资料证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要颠覆沙皇统治，威廉二世皇帝要得到东线对俄战争的胜利，列宁与德皇之间的买卖关系都是以牺牲俄国国家利益为目的。德意志帝国接连数年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德皇的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无法维持他取得政权第一年（1917-1918）的难关，很可能就没有苏联的出现。德皇用马克和枪支弹药支持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政权和二月党人的临时政府。德国外交部直到1917年底至少支出了2600万德国马克，相当于今天7500万欧元。列宁总共从德皇那里获得了8000万金马克。克伦斯基称，这笔钱的大部分，是由德国存入斯德哥尔摩的一家瑞典银行，然后汇到俄国的西伯利亚银行，该行在全国各地设有分行，布尔什维克党人可以径向银行领取款项（见辛子陵《列宁主义怎么错的，错在哪里？》）。
英国《明镜周刊》在颁布这批历史档桉的文章中说，“过去都以为共产主义跟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有关，现在才知道还有第三位重要的德国人，他就是德皇威廉二世。没有他的出钱出枪，扩大革命喉舌《真理报》的发行量，列宁的武装政变绝无成功的可能。”换言之，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说成这样，所谓的“十月革命”，实际上是德皇威廉二世出钱出枪，利用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旨在推翻沙皇俄国的一次政治颠覆活动，而事实是沙皇政权之前已经被二月党人推翻，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推翻的是民主政权临时政府。“十月革命”的卖国、倒退、反革命的暴乱性质已经沦为历史铁桉，无法推倒。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实际是德皇威廉二世豢养的一个政治集团，它们的本质是卖国的、暴力的、以暗杀和阴谋为手段的民粹主义团伙。
普列汉诺夫谈到列宁主义时说：“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说，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异端。
马克思主义以鼓吹阶级争斗的《共产党宣言》开篇，以反对阶级争斗承认和平过渡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导言》结局，已经在世界人民面前宣告了他的理论失败。恩格斯的理论遗嘱很诚恳地承认了这个问题。他说：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式（指《共产党宣言》中提倡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恩格斯《<法兰西内战>
导言》）
恩格斯的这段言论，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彻底承认马克思主义阶级争斗学说的破产，即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恩格斯毕竟是一位思想者，是一位有着高尚人格的能够实事求是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思想家，他勇于宣布他和马克思的“主义”是错误的东西。而列宁却别有用心地利用了这个错误的东西，把马克思主义引入更加错误甚至是罪恶的歧途（“篡改的方向”、“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普列汉列夫语）。
列宁说，他的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是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呢？
他说：“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必须采取强迫手段。”（即无产阶级专政-本书作者注）。
他说：“专政是直接凭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他说：“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证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性的矛盾。”
----这不是皇权吗？个人独裁（皇权专政）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了两千多年，现在从列宁的嘴巴里出来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与皇权专政不是一回事吗？
列宁主义忽悠了苏联人民，又忽悠起中国人民来了！
最早识破列宁主义反动本质的不是别人，乃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被列宁的共产国际蹂躏得焦头烂额的陈独秀，当他舔舐着伤口幡然醒悟的时候，他说了下边一段清醒的话：“布尔什维克党人把独裁捧到天上，把民主骂得狗屎不如。这样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作・・・・・・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
陈独秀的这些话说得是何等的好啊，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揭露得一丝不挂！
但是，他被中共开除了党籍！
中共要的是墨索里尼、希特勒、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即“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红色恐怖、暗杀、阴谋、不择手段、个人独裁、无法无天（权力代替法律）统治世界，改造人类。
他们只允许人民做机器牛马，不允许人民具有独立思想！
----这就是列宁主义！
----这就是中共奉为神明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是国共战争的本质：一个代表封建皇权利益（蒋），一个代表法西斯独裁专制集团（毛），为着夺取对于国家的统治权而展开的血腥厮杀，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为改变国家政治体制（由专制体制向民主政体进步）而战斗的，“私心自肥”是它们的共同特性。
弄明白了这些问题，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这场国共战争，谁胜谁负，已经不重要了。无论蒋胜还是毛胜，结果都是一样的，中国将继续处在法西斯独裁专制统治之下，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出头的日子。如果说有一点区别的话，那就是被奴役的程度稍显差异而已----蒋政权有一张民主的外衣，有时候还有一点民主的气息；而毛政权则是一块红布盖顶，全天下暗无天日，民主、自由成为敏感词语，国家民族坠入十八层地狱。
国共战争的政治背景与战争性质，我们已经弄清楚了，国共两党的胜败总是一个历史事实，为了向读者诸君说清楚“毛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的问题，我们似乎还有必要具体说一说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个人的战争表现，他们之间的得与失。
先说蒋介石。
蒋介石失去中国大陆，败走台湾，败在三个方面：
第一、日本投降，国共交战之初政治、军事的优势态势，令蒋介石及其政府盲目骄傲轻敌，他失去了乘胜追击，一举歼灭全线溃败的中共军队的机会。
美国人的三十亿美金援助让他志乱心迷，放弃了一路追杀，全歼全线溃败的共军的大好时机，他突然叫停， 给了对手四个月的喘息机会，遂令对方转弱为强，转败为胜。战争刚开始时，民心是在蒋介石一边的，人民经历八年日本侵略，早就厌战，祈求和平，他们反对内战，反对共产党跟政府作对，共军的队伍人心不稳，逃亡严重。毛泽东占领大城市、抢占地盘的指挥思路给蒋介石提供了聚而歼之的绝好机会，这种军事优势下，蒋听命于美国人的号令，停战和谈四个月，这是军事上的最愚蠢。 “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孙子・形篇》），战争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能给敌人一点喘息的机会，一定要乘胜聚歼，彻底消灭它。蒋介石犯了这条兵家大忌，他放过了本可以制敌于死命的有利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不败亡才叫怪。
第二、蒋政府高官和军事将领们的严重的贪污腐败堕落；皇亲国戚们的走私淘金，花天酒地；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忽略民生，忽略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没有变革举措，对中国未来没有前景规划，没有研究人民心理诉求，跟中共没有民主自由社会的理想竞争，只有特务暗杀，白色恐怖；致使人心丧尽，把最好的机会让给了毛泽东。
这是蒋政权失败的第二大原因。日寇投降，举国沸腾，这个“意外”的胜利，叫中国人欢喜若狂，蒋介石也被“反法西斯英雄”的荣誉桂冠压弯了嵴梁骨，他以为他真地是什么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呢，胜利冲昏了头脑。面对国家民族巨大变革，面对国家出现的新的形势和问题，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没有冷静下来，拿出最符合人民心愿的整治方桉，规划出国家发展的愿景蓝图，没有一个解决武装的反对党的政治的舆论的军事的应对方略，跟毛泽东集团的大造“联合政府”、“反对内战”、“民主建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相比，蒋政权简直是一群哑巴、笨蛋。
他只会说“三个月之内消灭共匪”、“半年之内消灭共匪”，结果是共匪没有消灭，他自己却丧失大陆被赶去了台湾，----这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政治腐败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政府官员军队将领们贪污成风，腐败堕落，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精神丧失殆尽。蒋政权的贪污腐败是全方位的，上上下下无官不贪，无吏不恶（当然比不过二十一世纪的中共全党腐败的严重，但中共没有武装的反对党，而蒋介石有），最典型的是他的妻兄宋子文、妻姐夫孔祥熙等皇亲国戚们，这些人依权仗势，趁接收逆产的机会，大发国难财，肆意掠夺国有资产，扰乱金融市场，造成物价飞涨，经济崩溃，天怒人怨，人心丧尽。这些皇亲贵戚肆无忌惮地抢掠，引发民怨，众怒难平，1947年3月蒋政府的监察院只好对孔祥熙、宋子文进行调查，结果证明，在短短八个月中，孔宋两家贪污了三亿八千多万美金外汇，高达国家售出外汇的88%。如此巨额的贪污腐败桉件，蒋介石对宋子文只做出了降职处分。
人心为之大哗，连美国人都对蒋介石丧失信心。美国政府力主国共和谈，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政治腐败的第三个表现，是蒋介石忽略民生，忽略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贫富悬殊，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中共自肇事起，就是利用这个“贫富悬殊”，杀富济贫，号召群众的。历次政治运动，共产党“肃AB团”、“肃社会党”、“肃托”、“延安整风”，红军杀红军，几万人几万人的杀，结果是越杀越多，并没有阻遏住穷苦百姓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共旗下，这是什么原因呢？一则是中共封锁杀戮信息，二则主要的是政府方面不能给人民以希望和公平，没有解决好这个贫富悬殊问题。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占人口90%的农民面临贫富悬殊的不公平待遇，生活无着，看不到希望，谁给饭吃就跟谁走，这是中国社会大乱的根源，蒋介石无视这个严重的问题，结果被他的反对党钻了空子，走向败亡，也应属违逆天理的必然下场。
第三、政权内部被中共严重渗透。与其说蒋政权是被中共推翻的，毋宁说是被他自己打倒的。上边两项自然是证据，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蒋介石政权像一个破破烂烂的大筛子，到处是洞，什么东西都可以漏掉，什么东西都可以钻进来。
蒋介石养了不少特务，却都忙于杀人，眼睛向外，对于内里，却没有整肃，很少警惕，致使中共特务人员很轻易地便谋得高位，钻进要害部门，有的甚至担任要职，长期潜伏，受到重用。还有一些高官，包括蒋介石身边的重臣，其亲属都被中共赤化，拉过去当了特务（地下党），譬如傅作义的女儿、陈布雷的女儿。都被中共拉过去当了情报人员。这样一个政权，对于敌对一方，简直是个透明体，没有秘密可言，蒋政权的一举一动都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中，打起仗来，能不失败吗？
不妨举几个例子说一说这个问题。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下令胡宗南，集结25万兵力，进攻延安。
同日，延安的毛泽东就同时收到了这个情报。
蒋军胡宗南部25万兵力，中共彭德怀部2万兵力，中共以2万兵力，保卫延安，跟国民党25万精锐之师交战，结果，蒋军败下阵来。
其间，有几次大的战役很令人费解。
3月18日，胡宗南军进延安城几个小时前，毛才从容离开。胡军的枪声已经响成一片时，毛才乘吉普车离开驻地，他一路说说笑笑，无事人一般。----是毛不怕死吗？不是，是他心里有数。
毛行到延安东北三十公里处的青石砭，下车视察地形，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沟沟豁豁的黄土大山，点头而笑。
3月25日，彭德怀部2万余人在这里设伏。胡宗南部第31旅2900余官兵奉命向青石砭进军。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发现青石砭有伏兵，立即电报胡宗南。胡宗南不信，厉声呵斥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喝令立即占领青石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结果，这2900名官兵悉数被歼。战前，胡部军队都被调往外处，不能救援，这几千人马其实等于是胡宗南白白送给共军吃的。----这是胡宗南在指挥蒋军，还是毛泽东在指挥？分明是毛在指挥！
4月14日，彭德怀部在延安正北羊马河设伏，胡军一三五旅钻入伏击圈，全旅5千余人悉数被歼。跟青石砭一样，胡的精锐部队都被调去远地，不能驰援。
4月26日，胡宗南下令，调驻守蟠龙镇两个兵团七个半旅进军远在北方的绥德，而留守蟠龙镇的部队仅剩一个团加旅部直属卫队的兵力。蟠龙镇是蒋军补给基地，那里储存有四万多袋面粉，五万多套军服，枪支弹药不计其数。奉调兵团离开蟠龙两天后，发现有共军向蟠龙方向运动，立即停止行进，准备保卫蟠龙补给基地。胡宗南下死命令，坚持叫他们继续前进。5月2日，部队赶到绥德，却是一座空城。同日，共军彭德怀部进攻蟠龙，大战两天，全歼守敌。而在战前，守军已经发现四周全是共军伏兵，一六七旅少将副旅长涂健向胡宗南报告，胡宗南不信，反诬守军夸大军情。结果蟠龙失守，大量军用物资落入共军手里。
6月8日，胡部刘戡军长率领部队突然出现在毛泽东居住的王家湾村子附近，危险降临，毛泽东大发脾气，一时慌乱，不知逃往哪个方向，唯一的办法是把刘戡的军队移开。匆忙中毛泽东决定往西边戈壁沙漠里走，而命令村庄里的老百姓往相反的方向转移，以此移开刘戡部队。同时，关闭所有电台，只留下一部工作。6月11日晚，毛泽东笑眯眯走出窑洞，对警卫人员说：“他们要去保安。”同时，刘戡接到胡宗南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14日佛晓前补充完毕”。等到刘勘军队赶到保安，那里又是空城一座。
1948年2月，刘戡奉胡宗南命，率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被中共包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宗南指令刘勘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戡2月26日奉命出发，而三天前的23日彭德怀已在这里设伏，重兵埋伏公路两侧，专等刘戡入套。刘戡的先头部队发现中共军队埋伏在观亭一带，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侧翼威胁，否则大部队必遭危险”。胡宗南严令“宜川危机，在时间上不允许先打观亭，该军必须按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将领们无可奈何，只得沮丧强行，结果进入口袋，激战两天，全军覆没。数位将领战死后，刘戡也饮弹自戕。刘戡29军被歼灭以后，胡宗南集团军人心涣散，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溷乱。
蒋介石1948年3月2日日记中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胡宗南哪里是“疏忽粗率”，简直是“叛党资敌，毁灭长城”，25万国军，被他一批一批地送进只有两万人的彭德怀嘴里，分批吃掉，这样的内奸，始终得到蒋介石的庇护。而毛泽东对于延安的胜利，闭口不言，既无嘉奖，也无宣传。原因很简单，宣传嘉奖的结果，是胡宗南被蒋介石撤掉，他要保护胡宗南。
有史家对胡宗南作过研究，此人是黄埔一期毕业生，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而胡公冕是中共党员，军校中人多以为胡宗南也是共党。
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派去延安与中共联系的人就是胡公冕。今天中共方面披露的资料显示，胡公冕是中共红色代理人。败退台湾时，胡宗南想留在大陆，被众部下拥上飞机。他虽在台湾遭到弹劾，但由于蒋的保护，终于没事。
再看辽沉战役蒋介石重用卫立煌为帅，五十五万大军毁于一旦的惨痛史实。
国共战争三大战役辽沉乃是第一大战。
早在1938年，卫立煌就曾经秘密要求加入中共。毛泽东在1940年报告莫斯科，得到的答复是此人暂时留在国民党里，待机而行。
有中共叛逃高干告诉过蒋介石，卫立煌是中共的人，蒋介石半信半疑。
抗战时，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立下大功，人称“百胜将军”。蒋没有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他对蒋很不满意，跟部下说：“我的心已经变了，不是从前的卫立煌了。我们投奔共产党去！同共产党一道来整垮他（指蒋介石）！”
促使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军事长官是美国人的推荐。美国人喜欢卫立煌，把他当成政治上的“自由派”，欣赏卫立煌在缅甸作战中的表现，认为卫是做统帅的料。蒋介石接受美国人的推荐，完全是为了美国人的钱。据美国驻沉阳副领事威廉・斯多克斯（William Stokes）说，是因为“蒋正焦头烂额地努力想从美国那里得到更多的武器装备和金钱。”
身在法国的卫立煌接到蒋的命令，马上跟苏联驻法国大使馆联系，通过他们跟中共通报消息。毛泽东吸取了战争初期他抢占大城市的教训，现在，他叫卫立煌把蒋军集中到东北几座大城市里去，让出广大的农村和中小城市，形成中共对蒋军的全面包围。
蒋介石命令卫立煌把军队撤到南大门锦州，做好撤进关内的准备，美国军事顾问也是这个意见。但卫立煌拒绝接受命令，而是听从毛泽东的指令，把军队留在东北的及各大城市里，被共军分割包围。对于卫立煌的抗命，蒋介石没有当机立断撤掉他，而是跟他争来争去，一直争到共军夺下锦州，关死东北大门，致使东北全境很快落入中共手里，辽沉战役以蒋的惨败结束。卫立煌没有被蒋介石送军事法庭，只是遭到软禁。蒋介石对他的高级将领和政敌，绝少枪毙或监禁，卫立煌后来潇潇洒洒地去了香港。一年后，中共政权成立，卫立煌马上给毛泽东发电，“英明领导”、“辉煌胜利”、“伟大领袖”之类吹捧之词满篇皆是。
1955年他回到大陆，1960年在北京去世。卫立煌这样脚踩两只船的叛将，被没有在中共那边得到尊重，毛泽东从来不提他在东北战场上所起的关键作用。而是对他的侄儿毛远新说：“卫立煌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像他这样的人，大家看不起他，我们能看得起他？”他被毛泽东嗤之以鼻了。
平津地区国军最高指挥官是抗日名将傅作义，他手下有六十万人马。他身边也布满中共间谍，连他的女儿傅冬菊都被共党拉过去当了毛的情报人员。毛泽东命傅冬菊搬回傅作义家中去住，随时报告傅作义的一举一动、一喜一怒。1948年11月辽沉战役结束，面对即将入关南下的林彪百万雄师，傅作义知道这场仗必败无疑。他忧心战争会毁掉古城北平，生灵涂炭。他对蒋政权早已失去信心，下决心瞒着蒋跟共党求和。但他同时知道中共残酷、恐怖和暴政统治将给京津冀人民带来灾难，把六十万军队交给共军，那些将士们将会被分割整编然后肉体消灭。
他处于矛盾之中，举棋不定。他经常自打耳光，以头撞墙，甚至咬火柴头想自杀。
傅作义的痛苦矛盾蒋介石毛泽东都清楚，但他们各自的表现却大相径庭，各不一样。
1948年12月12日蒋介石日记写道：“宜生（傅作义的字）大受刺激，其精神已受到严重威胁，似有精神失常之象。”傅作义欲与共军和谈的情报蒋介石也接到了。但是，他并不解除傅作义的兵权，在接到傅作义的辞职报告时，他还特别批示道：“万难照准。”
毛泽东就不然了！
毛从傅冬菊那里得悉傅作义的一切情况，对他的心理活动矛盾思想了如指掌。1948年11月起，傅作义不断派人来联系“起义”要求，毛泽东玩起了拖延战术，不说允诺，也不说不可，热情接洽，冷谈处置，既牵住傅作义的手，又跟傅保持距离，既给傅希望，又叫他濒临绝望。与此同时，他调兵遣将，先打保安，又打天津，把傅的军队一支一支地吃掉，这些完全可以不打的战斗，完全可以不死人的拼杀，毛泽东猫玩耗子似的又打又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全国人民看看，他老毛是怎样打败抗日名将，逼令傅作义起义的，以此显示他毛泽东战无不胜的军事才能和宽大为怀接纳傅作义降兵降将的胸怀，多么虚伪和阴毒！
1949年1月15日，天津攻陷之后， 毛才对傅作义几个月来的交出北平、交出华北的和平意愿点头表态。但是，他却罔顾事实，另说一套，对外宣传说，傅作义只是在天津失陷，北平不保的情况下，“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的情况下，才接受他毛泽东关心爱护北平古城和全城老百姓的“和平解放”，而开门投降的。此时的傅作义，已经遍体鳞伤，有口难辩，俯首听命于毛泽东的摆布，无可奈何了！
如平津战役这样的“猫戏老鼠”似的杀戮，辽沉战役时在长春也曾经表演过一次。
1948年，林彪率重兵围攻长春。毛泽东先是下令强攻，不惜一切牺牲，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拿下。守城的郑洞国将军率部顽强抵抗，林彪久攻不下，毛泽东强攻计划失败，他便转为围困绝粮的办法，意欲困死城里军民。5月30日，林彪下达命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长春城里的存粮，只够五十万平民吃到7月底，郑洞国蒋军决心与长春共存亡，他决定平民百姓可以离城逃命，老弱妇孺先行撤出，给老人孩子们一条生路。
毛泽东下令林彪：“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准许带枪和军用物品的人出城。”他又对林彪说：“郑洞国人很老实，面对老百姓挨饿、饿死，有可能争取他投降。”----毛泽东要以饿死老百姓的手段逼使为人忠厚老实的郑洞国投降，多么歹毒！
围城三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着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青草树叶充饥，饿毙甚多。”----毛泽东无动于衷。
林彪向毛报告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进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毛泽东无动于衷。
林彪向毛报告说：“不让饥民出，已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子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杀难民，致引起死亡。”----毛泽东无动于衷。
杀人如麻、铁石心肠的林彪，向毛建议：“老弱病残难民，酌量分批陆续放出。”报告上去，石沉大海。----毛泽东以沉默回答“不允！”
1948年9月11日，林彪自行发布命令：“从即日起，阻于警戒线中间地带难民开始放行。”----毛泽东否决了这个命令。改为：“只有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能放行。”
五个月后，共军入城时，长春人口由50万减少到17万，33万人被活活饿死。而中共官方公布数字仅仅是饿死12万人。----12万老百姓就该被饿死吗？
中共大将粟裕说：“利用饿死人迫使国民党守军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也使用过。”
从1927年的贴条子、绑票子、要银子、烧房子，发展到1948年的围城饿死几十万老百姓，国共战争，政权的争夺，已经到了丧尽天良泯灭人性的地步！
与平津战役同时进行的是淮海战役。这场双方投入数百万的世纪大战，自1948年11月打到1949年1月。战役以蒋介石的失败结束。此战以后，蒋军优势尽失，国民党政权垮台成了定局。
淮海战役最能说明蒋政权这个大破筛子漏洞百出的严重性。
这个淮海战役，国军的最高司令部的作战计划是由两个共产党奸细来制定的。这两个人名叫刘斐、郭汝瑰。
在蒋介石的最高统帅部，刘斐、郭汝瑰深得蒋介石的信任，特别是那个郭汝瑰，蒋介石特别垂青他，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给他打电话，听取汇报，征询意见，下达指示，对郭汝瑰言听计从。
就是这两个共党间谍，在淮海战役中，把一个个错误的军事行动拟定出来，变成蒋军最高司令部的命令下达下去，并且通知到毛泽东的最高指挥系统。他们遵照毛的指示，把国军一批一批地送进共军的口袋里被逐个消灭；或把国军的军事行动报告共军，叫共军准确掌握蒋军行军机密，从容布局，调兵遣将，围堵打截，聚而歼之。这样的战役，纵然将士卖命，武器先进，机械化程度再高，最高统帅部出了问题，能打胜仗吗？
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就没有蒋的那三个弱势。
第一，他不存在“以强击弱、骄傲轻敌”的问题。他是“共匪”，军队从来没有打过硬仗，抗战八年，他一直都是搞的“游而不击”，他没有“骄傲轻敌”的本钱，他必须倾尽全力迎战强敌。第二，他是在野党，不存在政治腐败、贪污成风的问题，交战之初，虽然一时之间民心厌战，站在政府一边，但政府的贪污腐败令人民失望、绝望，而他正好利用这个“失望绝望”在农村大搞“土改”，杀富济贫，换得民心。又大搞“诉苦大会”，叫那些穷苦人出身的士兵大诉其苦，把被仇家欺负，被富人坑骗，被土匪抢劫，被流氓追杀的个人恩怨，一古脑儿归结到“阶级压迫、阶级斗争”上边来，归结到蒋介石的名下，跟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挂上钩，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士气大震。第三，他经过延安整风，经过肃奸、肃托、向党“交心运动”，“阶级异己”分子被清洗干净，更不要说会有国民党特务的存在空间。内部整肃干净，他可以洞悉敌情，而敌方无从打探他的动向，知己也知敌，并且可以直接操控指挥敌方，做到这一步，就是个傻瓜笨蛋，也能打赢这一仗，更何况毛是一个奸诈多变董卓曹操一类人物呢？古人说，“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三国志・魏书・刘晔传》）。
又说：“兵莫憯于志，镆铘为下”（《庄子・庚桑楚》）。蒋介石治军不知其密，临战不坚其心，纵有优势兵力先进武器，终难逃败局；而毛泽东以土地改革为饵，恩德与恐怖并用，占得农民支持，以钻进铁扇公主肚皮的计策，掌控敌手机密，调动蒋军入彀，以集中优势兵力分而击杀，战场形势遂为其得；由此观之，国共战争，胜败并非由天，人谋当是决定因素。
1949年是中国社会大震荡的一年，是天翻地覆的一年，是政权更迭的一年。
这一年，蒋介石败走台湾，毛泽东步入紫禁城。
中国历史进入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时代，中国人民堕入较之蒋政权更为惨烈的暴政时期。
正如我们前边所说，国共战争，只完成了政权的更替，并没有触及国家制度的变更。
如果说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便是，中华民族由蒋政权的帝王思想、皇权政治为统治的性质，变成了没有法律约束的独裁者为所欲为的极权专制时代。
以党代政，以党代法，党大于法，帝王思想、皇权政治以党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 无限扩张，很快形成了一个以党为核心的极权统治集团。哪里有党，那里就有皇帝！有大“党”，是大皇帝，有小“党”，是小皇帝。从村一级支部书记到中央一级总书记，一直书记上去，中华民族广袤的大地上，遍布大大小小的皇帝、皇族、皇亲国戚・・・・・・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此堕入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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