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全国代表大会在中断6年后于12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表示，中国愿意在相关原则基础上与梵蒂冈进行建设性对华，缩小分歧，扩大共识，推动关系改善。对于中梵建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1日也表示“我们对改善中梵关系始终抱有诚意”。
随着北京和梵蒂冈方面的谈判进入尾声，双方建交的声音不断传出。但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两国之间就矛盾重重。新中国建立初期时，梵蒂冈与台湾的建交，成为两国之间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虽然与台湾建交打破了一个中国原则，但中梵建交的根本矛盾并不像主流舆论所指向的，除了台湾问题外，宗教矛盾才是两国持续僵化的主要原因。
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晋见教皇方济各
中国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1294年，罗马教廷派遣第一位正式的宗座使节约翰•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抵达元大都，拜见元成宗，并递交了罗马教宗的书信。但随着元朝的衰落，天主教也随之销声匿迹。
到了明代，因闭关锁国的政策，欧洲传教士一直没能成功敲开中国大门，直到至今为止最有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的利玛窦的到来。由于利玛窦不主动对抗传统儒家思想，强调天主教与儒家的相同之处，用西方科学和新奇物件来吸引中国上层人物，反而成功吸引不少人入教。
1702年，教宗遣派多罗为首的师团，出访中国。与此前不同的是，多罗此行背负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解决东方传教士关于东方礼仪的争议，向康熙皇帝宣誓教廷对天主教徒的管辖权。随着教廷态度日益强硬，和礼仪之争中所表现出的威胁，到了雍正时期，天主教正式被禁。
中国和教廷再次扯上关系，已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虽然此时天主教已经在中国建立基础，但梵蒂冈直到1942年6月才迟迟与中华民国正式建交。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后，教宗遣派的第一任驻华公使黎培理并没有选择与新中国政府合作。1951年，黎培理最终被驱逐出境，而中国的天主教教务也改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掌控。从此，中国与梵蒂冈也开启了长达60年的互不来往。
正如历史所呈现的，中国和梵蒂冈历来的矛盾根本都集中在宗教文化上。从之前的天主教和儒家的礼仪之争，到现在对纯粹宗教的主张与中国宗教政策的相对抗，以及由教皇统一任命主教，规定其领导和管理方式，与中国天主教当前的自立、自养、自传原则的相矛盾。
2000年10月，梵蒂冈不顾中国反对，将近代史上曾经在中国犯下罪行的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共120人封为“圣人”，使得本就僵化的两国关系彻底的陷入低谷。直到教皇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2005年去世前都未能实现与中国建交的愿望。
2014年，教皇方济各一世对云南鲁甸地震表示慰问
近年来，梵蒂冈积极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教皇方济各多次飞越中国领空时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愿意与中国打开对话之门。但因为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这一原则与梵蒂冈出现了根本性矛盾，使得谈判进展缓慢。
在2010年，本恢复联系的两国之间，又因为梵蒂冈突然发表的一份批评“中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声明，而再次中断。但到了2016年中梵两国关系可以说，不断突破，达到了历史性的转折。梵蒂冈方面对中国自行任命主教一事表达了认可，教皇更是公开接见了中国自行任命的主教。而中国也在日前恢复了中断六年之久的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
梵蒂冈方面如此积极寻求同中国关系的改善，正是看中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宗教“市场”。到2030年之前，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全世界基督徒最多的国家。据法国媒体引述宗教研究人员的数字指出，中国教会徒可能高达1亿人，并且以每年10%的幅度增长。而这样庞大的信教徒，为本就开始走上衰落的天主教拓宽了自身的宗教疆域。
此外，北京一直避免使用与圣座（Sancta Sedes,指天主教普世大公教会所享有的国际法主权地位。）建交一词，而有意将意大利语La Santa Sede“误译”为“梵蒂冈”。只有坚持梵蒂冈这个称呼，才能避免承认公教会是具有主权支撑的国际性宗教实体；才能保证圣座和教会法，无法对中国各地天主教会实行管辖权。
坚持“错误”的使用“梵蒂冈”一词，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对待同梵蒂冈建交问题上关于中国天主教三自原则上的绝对坚持。而如今中梵两国能够传出建交的传闻也正是因为梵蒂冈方面在宗教和任命模式上所作出的妥协。
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27日称，中国方面敦促梵蒂冈方面能够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态度，也是希望梵蒂冈能够学习明朝时利玛窦那样，在尊重中国主权和民族、宗教文化的基础上促进中梵两国关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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