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回忆：华国锋突然打电话，说是主席遗嘱有三个字错误

华国锋突然打电话来，说是主席遗嘱有三个字错误。

1976年国庆节过后，十月二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

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四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十月二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十月八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九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六日晚上八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那天岗哨比平时多了，我被派遣控制广播电台 。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后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们到达的时候时间已经入夜 我带著十名战士直奔“主题” 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

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

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

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

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

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

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

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十月六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们奉命夺回在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

十四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随后撤离了中央广播大楼。

耿飚将军资料：

湖南醴陵人，1928年入党，参加过长征。主要任历：战争时期：红1军团第2师参谋长、第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八路军385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兼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1978年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81年3月兼任国防部部长。

摘自《耿飚回忆录》）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中共“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

这样，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这两条重大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掀起欢乐的热潮。人们欢呼，为害十年的四颗灾星终于被一举扫落。正值菊黄蟹肥时节，老百姓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人们把横着爬行的螃蟹，视为横行霸道的“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个通知，是第一个全面地论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的文件。通知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帮”定性为“反党集团”。此后，一直称“四人帮”为“反党集团”。直至后来决定对“四人帮”进行审判时，才改称“四人帮”为“反革命集团”。

中国各地举行的大会，名曰“双庆大会”：一是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二是庆祝粉碎“四人帮”。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颂华国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人心大快”，亦即“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在那些日子里，两报一刊社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中国：“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

新华社1976年10月23日的一则电讯在报道遵义的大游行时，把华国锋跟41年前的毛泽东相提并论，把粉碎“四人帮”跟遵义会议相提并论：

今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中国各地举行的庆祝大会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上海和北京了。

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之中，上海是最特殊的一个。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马、徐、王”三驾马车仍在台上。上海曾是“四人帮”的“基地”。在 “四人帮”被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曾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以至准备“武装起义”。人们关注，华国锋真的控制了上海的局面了吗？

1976年10月24日，“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举行。

大会开始了。人民广场上空回荡着马天水的声音！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大会。徐景贤和王秀珍，也登上了主席台。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致敬电的用语极为恭敬：

今天，我们上海百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热烈、隆重、庄严的盛大集会，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那次大会，成了“马、徐、王”最后一次登上主席台。3天之后----―10月27日晚，上海市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决定：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

此后，上海的“三驾马车”----―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便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忙于写“交代”去了。

首都北京处于沸腾的中心，全城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大游行席卷了北京。当时的北京人口为800万，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大游行。新华社这样描述北京的大游行：

天刚亮，游行队伍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就响遍全城。一队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街道居民、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省籍同胞，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全天共达250万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不断振臂高呼：“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成了欢乐的海洋。

10月24日，北京的大游行进入最高潮。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国的领袖，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虽说在一个多月前，他曾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在天安门广场主持了毛泽东追悼会，但是那时他的身边站着王张江姚“四人帮”，他的领袖地位尚未确立。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却是以彩旗代替了上月的黑纱，以笑语代替了上月的啜泣。

这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群众盛大集会，成了华国锋登上中国领袖地位的隆重庆典。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往日仿佛是毛泽东“专用”的。毛泽东总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天，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这意味着华国锋已经成了中国的新舵手。

新华社这样描述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热烈场面：

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共产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华国锋主席身着绿军装，高兴地频频向百万群众亲切招手致意。

和华国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领导人之中，没有见到邓小平的身影。

北京的“双庆”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倪志福主持。

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响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声音。吴德的讲话，用了一大段篇幅，论述了 “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吴德的讲话中，十分强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内中，特别是强调了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摘自《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新疆人民出版社 叶永烈/文

一切都"照过去方针办"，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论定"四人帮"是"极右派"，有两个紧迫的、群众呼声甚高的问题又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

一、如何看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如何看待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因为邓小平最后是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下台。如果为邓小平平反，也就势必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仍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不仅对邓小平在1976年10月10日写给他的信置之不理，而且提出还要继续开展"批林批孔"和"批邓"。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可以说是华国锋上台后的"施政纲领"。

不久，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

本来，中共中央设有宣传部。毛泽东在1966年3月批评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还指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文革"中被"砸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关进秦城监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顾忌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未敢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而是成立了"中共中央宣传口"。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口"由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五人组成领导小组，由耿飚牵头。内中，耿飚被称之为"口长"，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则为"副口长"。这种"口长"、"副口长"之称，是"史无前例"的。

耿飚是叶剑英点将前来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当然担任"口长"。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担任新华社社长，是"老宣传"，担任"副口长"驾轻就熟。

华楠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同样是"老宣传"，而且代表军界，所以也是"副口长"合适人选。

王殊如前所述，由于耿飚是外交界领导，把王殊这位驻德大使调来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出任"副口长"也理所当然。

李鑫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经历。他担任过康生的秘书，康生去世之后，他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关头，曾向华国锋做过建议，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

由"中共中央宣传口"下达的文件上，常署"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并王揖"。

王揖不是"口长"，也不是"副口长"。王揖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这"并王揖"，表明他也是"中共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成员。王揖在当时实际上起着秘书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任命。

既然"中共中央宣传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自然地，人们关切地问起对于邓小平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宣传口径。11月18日，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汪东兴在拘捕"四人帮"时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权重一时。汪东兴成了华国锋的副手，海外报刊称之为"华汪体制"。汪东兴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还由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了解中共高层机密。汪东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这么说过:"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汪东兴这次讲话的主旨是"双箭齐发"，既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帮"，又举起右手打倒邓小平。

汪东兴说:

"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

"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这里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是华国锋提出的。华国锋要求干部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追根溯源，这"三个正确对待"，也不是华国锋"发明"的。在"文革"中，毛泽东曾要求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因为干部中很多人对于"文革"表示不理解，对于群众性的批判也不理解，所以毛泽东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同时也就需要正确对待自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照搬"文革"一套，要求干部们不要抱怨"文革"，不要抱怨群众，要正确对待自己，所以又重提"三个正确对待"。华国锋重提"三个正确对待"，是因为有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如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他们要否定"文革"，这是华国锋所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华国锋要求这些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汪东兴还说:

"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

"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汪东兴还非常坚决地表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平反。

照汪东兴所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然要继续开展下去。

汪东兴认为电影《决裂》还可以继续放映--《决裂》是"四人帮"炮制的"批邓"电影。他认为，"朝阳农学院"还可以继续办下去--"朝阳农学院"是"四人帮"树立的"教育样板"。

汪东兴说，这些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指示过的"，所以"照过去方针办"是不会错的。汪东兴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华国锋的意思。

会议作出《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确定三个宣传要点:一、突出宣传华主席；二、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三、彻底揭批"四人帮"。

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三个坚持"，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三个坚持"，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文革 "理论的核心。

6天之后，1976年11月30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部长。吴德在会上发表了关于"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讲话。

吴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吴德用这么奇特的逻辑谈及"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拘捕"四人帮"也是"错的"，因为"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能反"四人帮"！

吴德还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样，吴德硬是要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搅在一起──尽管邓小平和"四人帮"是完全对立的。"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无非想既批倒"四人帮"，也批倒邓小平。

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华国锋说:"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多月，不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吴德，他们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讲话，无非是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所说的四点"施政纲领"。（转载自《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邓小平改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