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到来的2017年，好坏消息参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有望迎来一个经济小阳春，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加入这一队列？很不幸，我们的水晶球看到了相反的痕迹。前些年中国进行了过多的错误投资，这些规模巨大的投资有助于维护当年经济增速，却导致投资回报率的持续降低，种下了今日内需缺乏的根源。基于此，我们的量化预测模型提出了2017年十大预测如下。
中国经济反弹？
不会。2016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展现的数据好转，主要推动力来自于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房地产热潮与补库存运动。长达52月的负PPI压力之下，上游行业投资不足，供应链处于紧平衡状态，在限产量（而非去产能）政策主导之下形成事实上的价格托拉斯，加强了补库存力度。由此导致的上游行业利润复苏（国企占比较高）改善了表面数据，但本质上仅是利润在不同行业与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再配置，这事实上进一步压制了制造业、私企的利润预期与投资动力。这一再配置也得到房地产、汽车等局部热点行业的支持，而随着明年局部热点行业动力不存，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将遭遇下行压力，基建投资将不足以弥补前两者的下滑。在终端需求疲弱、滞胀威胁之下，补库存可能提前夭折。出口则继续负增长。如此，按照我们模型预测额，明年中国GDP增速将进一步下滑到6.4%左右水平。
人民币企稳？
不会。我专文论述过人民币贬值逻辑，认为人民币资产投资回报率下滑才是真实原因，这决定了人民币贬值将是长期趋势。但这并不等同于人民币直线贬值。2017年随着美元的阶段性转折与震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震荡。不过，最终，到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仍旧可能贬值至7.2~7.3一线，贬值幅度约5%。
通胀复炽？
不会。国内一般卖方模型看通胀，会重视食品甚至猪肉对CPI的推动，这不够深刻。表面看，基于CPI与猪肉的高联动性、猪肉价格的高波动率，这样分析似乎有道理，但事实上，背后的隐秘逻辑环节在于：1）其他因素导致的低端劳动力成本上扬，会推动食品价格上升；2）劳动生产率增速会影响成本上升传递为价格上升的比例；3）价格上升预期导致的供应者库存决策变化。这三个环节揭示出，通货膨胀的真正动力，在于终端需求上升与劳动生产率停滞之间的矛盾对物价的推升，并被加库存决策所放大，猪肉、食品价格的同步变化则是这一逻辑的副产品。以此而论，将通货膨胀追踪到猪肉并未完成分析任务、也不能对未来正确把握。按照我们的模型分析，明年终端需求仍旧疲弱，失业压力将会加剧，工薪增速降低，通货膨胀不具备持续高涨的基础。很可能到春节左右，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将会减弱，之后震荡下行，全年而言均值在1.8%以下。
流动性拐点到来？
会的。两个重大趋势将会贯穿2017年，并引导流动性减少。
首先，国债收益率等市场化利率将会继续走高。在人民币汇率承压的情况下，中国国债收益率需要维持与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定的利差，才能降低资金进一步外流的压力，事实上，2012年之后，中美两国利差一直维持在很紧的区间内，而2017年美国国债收益率大概率继续上升，增加了中国市场化利率抬升的压力。另一方面，面对汇率压力、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不足，央行将不得不实施偏紧缩的政策，机构降低杠杆的动作可能贯穿一年，也会对利率有抬升影响。
第二，实体经济的信用需求可能继续降低。2016年信贷需求的主要贡献者——家庭房贷——将减少，其缺口无法被制造业、基建信贷所抵消。利率提升与信用创造降低，两者的合力结果，是中国流动性盛宴终结。代替资产荒，资金荒会越来越多地被人关注，小型银行等机构竞争劣势将更行凸显。
债务违约加剧？
会的。虽然上游行业与不少国企通过2016年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而赢来利润拐点，降低了这些领域债务违约压力，但这一压力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别的领域。从根本意义上讲，2016年中国资产回报率情况并未有本质改善，我们所观察到的，更多地是利润在不同行业中的再分配：上游通过高价格收割下游行业的利润。在利率上行、金融机构降低杠杆、流动性逆转的环境中，大量缺乏竞争力的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将会继续恶化，并转化为更高的债务违约率。
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张？
会的。在民企投资、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减速的大背景之下，政府将会发现自己需要承担更大的义务，不论是扩张基建还是满足民生方面，都需要政府支出持续高速扩张。按照我们的模型预测，明年财政支出增速或不低于今年。与此同时，在内需降低、增速放缓压力之下，尤其是几个大税项前景不佳，财政收入增速则可能继续降低到个位数。财政赤字——即使按照政府最窄的口径定义——也将超过3%红线。国债发行将会加速，也构成压迫国债收益率上升的因素之一。
央行会放松吗？
会的。压力之下，为了抑制金融机构过高的杠杆率，央行可能会继续坚持偏紧的货币政策，直到1）人民币出现一个阶段的稳定或者升值；2）经济增速再下台阶；3）银行等机构资金链紧绷，一些小型机构出现钱荒危机。三个条件满足两个之后，央行可能在二三季度中实施形式不一的宽松举措。
房价增速降低？
会的。金融动荡之下，居民的风险偏好也将降低，三四线城市将会因为库存压力而降价，一二线城市将会因为缺乏新增买房资金而降价。
股市大涨？
不会。在企业盈利难以大幅好转的背景下，股市上涨的唯一希望在于估值扩张，这要么需要利率的大幅走低，要么出现大规模的新增资金入市。后者需要股市自己呈现出较强的赚钱效应，以吸引场外资金入场。大盘股上涨的二八行情难以造就强烈的赚钱效应，而拉抬创业板等小市值个股又忌惮于其离谱的估值与故事的证伪。这种格局下，很可能股市将会度过另一个艰难年头，难以出现趋势性行情机会。基金经理们仍将螺丝壳里做道场，以收割韭菜为alpha来源。
商品狂飙？
不会。2017年将会是商品大年，但需要区分国际定价商品与国内定价商品。在全球经济反弹背景下，前者价格将可能持续上扬，涨势覆盖一整年，这其中以石油、黄金、有色金属等为代表。对于国内定价商品，炒作机会也会十分丰富，但更大可能性是以大幅震荡的形势体现出来。支持价格上扬的因素（如限产量、库存低、环保、运输）与压制价格上扬的因素（如产能仍旧庞大、加库存运动可能提前夭折、进口量增加）博弈激烈，提供放大的波动性。2016年双11的大幅震荡，已经预示了这样的场景。
但当前中国经济
最大
的风险是什么？
最大的风险应当是中国货币存量居全球最高所导致的资金的迅速外流。同时，这种资金外流又会导致汇率的快速下跌、人民币的巨幅贬值。
资金外流与汇率下跌形成一个双螺旋式的向下通道，将导致国内金融体系迅速失血，资金周转不灵。而央行所采取的注入流动性的措施又将加剧汇率的下滑，从而反过来带动资金的进一步外流，资产缩水。
这种金融体系的崩溃，将导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倒退十几年。
两种自我实现的螺旋式下降的均衡
按照绝大部分的统计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货币存量（即现金加存款）都是世界上最高的，高达150万元人民币，折算成美元超过21万亿；而美国作为最大国际货币美元的发行国，货币存量也仅仅为11万亿美元左右。当前，国内外投资者纷纷看空人民币，在这种背景下，资金外流已经形成波涛汹涌之势，冲击着中国的金融体系。
货币存量居高不下会导致一种螺旋式下降的资金外流的均衡。货币存量表现为现金与存款，因此，货币与债券、股票不同，流动性极强，随时可以出走。如果货币持有者预期中国投资前景看淡，就会兑换外币，出境投资，这就会导致人民币贬值。而市场一旦核实了按人民币计价出境投资比境内投资更好的预期，资金外流又会加速。
外汇市场上也存在一种螺旋式下降的、汇率不断下跌预期自我实现的均衡。那就是，如果投资者预期汇率会下跌，就会把本币换成外币。这将直接带来外汇储备的下降；外汇储备的下降作为一个信号，又会反馈给投资者，强化汇率贬值的预期，促使他们加快资金外流，而资金外流又会进一步加快本币贬值。
这两个自我实现的螺旋式下降的预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下中国经济的重大风险。
中国面临第四种金融风险
以往国际金融理论在分析金融危机的时候，提出了三类金融危机的概念。而事实上，中国面临着潜在的第四类风险。
第一类危机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经常账户长期逆差加上财政赤字导致外汇市场的恐慌，出现汇率的下降，资金的外流。
第二类金融危机是过度借贷，或者是政府，或者是企业，大量借入以外币计价的债务，一旦国际市场对该国经济未来增长前景的预期发生逆转，就会直接导致该国债务不能延展，债务集中到期，外汇储备迅速下降，造成金融危机。
第三类危机发生在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的资产质量下降之时，这类似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情形，也就是说，当银行或者各种金融机构手中资产的质量被怀疑迅速下降时，就会导致投资者的恐慌，他们会纷纷提现挤兑，抛售金融资产。如果是非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就会出现资金的外流；如果是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市场上就会出现流动性的迅速短缺。
中国面临的风险属于第四类，这是在国际金融理论中尚未被完全关注到的潜在的金融风险，那就是在一个国家货币存量极高的情况下，一旦宏观经济有风吹草动，国内外投资者联合唱空，就会导致本国的货币纷纷转为外币，出国投资。因此，中国的情形实际上是补充了已有的国际金融理论关于金融危机的认识，提出了第四种风险的新理论。
中等收入陷阱最具体、最现实的版本
近几年来，关于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其中受到关注的现象包括产业升级缓慢、劳动力成本提高、社会福利过重等等。其实，这些还都是长期的、潜在的、缓慢的表现，而中等收入陷阱最直接、最现实，也最具有毁灭性的实现形式，就是金融危机。拉丁美洲国家，从墨西哥到巴西到智利，以及东南亚国家，都反反复复出现过这种金融危机。那就是一旦资金大量外流，外汇储备迅速下降，本币迅速贬值，金融体系迅速崩溃，将出现整体的资产价格下降，物价水平高企，财政紧张，企业资金链断裂，正常的实体经济运行将直接受到冲击。
2017年，美国经济政策将非常有可能触发全球资金流入美国的热潮。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非常有可能大规模推行减税、基建和贸易保护措施，这些都会在短期内刺激美国经济，而美联储将会为预防通货膨胀而提速加息。两个因素叠加，全球会出现美元短缺，资金回流美国。这非常像1980-1984年美国里根总统与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政策组合，那时的高财政赤字与高利率组合，导致了拉丁美洲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拉美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金融危机，经济的发展会倒退10年乃至20年。
由此看来，对于资金外流加货币贬值的风险，中国必须严防死守。
为什么资金外流加货币贬值的风险远超过房地产？
房地产价格泡沫的确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中国经济仍然具有较高的潜在增速，且大部分房地产购买者的首付比例高，即便房地产泡沫破裂，也不至于带来迅速的抛售，所以说，房地产的危机本质上是社会危机——它会带来投资者的不满，但并不是直接的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
由于房地产属于不动产，其价格下跌会导致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和部分相关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但这与前述的资金外逃和货币贬值相比，其危险要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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