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政治家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在Project Syndicate上表达了他的忧心：随着2016年的结束，2017年的前景被不确定性所笼罩，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欧洲和美国出现了民粹主义运动。他问：这是标志着时代终结的一年吗？
有几个欧洲国家将在2017年举行大选，孤立主义者、反欧洲民粹运动或将在此期间表现强势。对欧盟而言，失去像英国这样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很重要的国家无疑是一种打击；但失去法国这样的创始成员国或将酿成悲剧性的后果。
2016年，先是英国退欧公投，而后是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获胜标志着西方民粹主义势力抬头。但现在，特朗普正在征召寡头和前军人进入其内阁，有理由质疑他是否会履行自己摆脱华盛顿“建制派”进行治理的承诺。
在索拉纳看来，特朗普即将执政的新内阁充满了未知数，但毫无疑问他对多边机构的抗拒会危及合作解决全球最严重问题的工作。这必将对美国-欧盟关系构成威胁。过去几年，巴黎气候协议及伊朗核协议曾为这个远离多边主义的世界带来一线曙光。而在未来几年，这样的曙光会变得越来越稀有。《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伯也对这一年世界民主的动向做了一个详尽的回顾。这是见证了许多不可想象之事的一年，自由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石已被撬动，现有的秩序正在毁灭。
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回忆录《创世亲历记》(Present at the Creation，1969)中，描述了二战后他和其他“贤士”(Wise Men)如何帮助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建立了基于规则之上的自由主义新秩序。这一秩序建立在多个机构的基础之上：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北约联盟。2016年，在特朗普将北约斥为“过时”、他的军师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将爱沙尼亚形容为圣彼得堡的郊区以后，巴伯感觉人们正在亲历这个世界的毁灭。
艾奇逊是东海岸建制派的典型代表。他生前曾当过外交官、律师和学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专家。这一年来，建制派溃不成军，专家垂头丧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预料到英国退欧。许多人曾声称特朗普不可能胜利。英国主要退欧派人士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抓住了公众的心态：“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
英国退欧和特朗普胜选标志着一个革命性时刻。和1789年不太一样，但肯定是对现状惊雷般的否定。一些人嗅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味道，将特朗普描述为一个刚刚露出苗头的法西斯主义者。
对于强人领袖，这是一个好年头：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但对煽动者而言，这更是一个好年头——他们依靠情绪和偏见过活，取悦和煽动乌合之众。在煽动者当道的这一年，有几个角逐了第一把交椅：英国退欧教父、特朗普的拥趸、英国独立党(UKIP)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以及不断地惊叹于自己的追随者之多的特朗普本人。
然而，将眼下类比为上世纪30年代在很多方面都是不恰当的。大萧条远非近在眼前。美国经济正接近实现充分就业。在退欧之前，英国实现了自2010年以来就业增长略多于200万。信贷充足。企业利润在上升。问题在于，一部分人群（往往是居住在大城市以外的那些人），没有感受到经济的复苏。
从奥地利、英格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到荷兰（波兰也日益如此），保守或基督教民主党中右翼的状态没那么糟糕，但他们也依然面临来自反移民的民族主义边缘群体的压力。2016年，见证了“第四条道路”的诞生，即一种奉行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新型政治，沐浴在文化怀旧情怀之中——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就是这种情怀的体现。
另一种动向是西方民主国家中广泛存在的对全球化的幻灭感。兴起于战后的全球化以三股趋势为标志：里根和撒切尔主政下“咆哮的80年代”的去监管化、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协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对资本、商品、服务和劳动力的控制逐步放开——欧洲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就是这一进程的缩影——在2007年夏天达到了顶峰。最终，在2016年，我们看到这个可称为全球化2.0的时期结束了。
人员自由流动也面临质疑。欧洲经历了自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从未见过的大规模移民。2016年，由于一项由德国斡旋达成的与土耳其的协议，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流从一端被遏制，但创纪录数量的难民踏上了从地中海中央登陆意大利的危险旅途（许多人在途中葬身大海）。（特别是发生在法国的）恐怖袭击加剧了公众对移民的不安全感。人们感觉到，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对国境和民族认同的控制。
2016年，全球意识到了“虚假新闻”，赞助这些新闻不仅有政治激进主义者，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行为人及其代理人。美国中情局(CIA)指控俄罗斯是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邮件泄露的背后推手——这起邮件泄露事件是一次令人震惊和厚颜无耻的尝试，其目标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斥责中情局的说法是荒谬的，他的支持者也持这种态度。在这轮政治周期中，很多人似乎生活在一个平行宇宙里，在那里，事实完全屈服于观点。
这是一个后事实的政治世界，这个世界由智能手机等技术提供强劲动力。只需一部智能手机，个人就能在Facebook、谷歌(Google)和Twitter上实时发表未经过滤的新闻和（经常带有极大党派之见）的观点。在此次美国大选中，曾经被视为最后一道过滤器、受到一定信赖的记者们，被起哄或在Twitter上被视为“恶心”或“逊”。
然而作者查尔斯·内文(Charles Nevin)在《纽约时报》提醒人们，也不必过于强调2016的糟糕，他举了历史上的例子。
事实上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理由相信，最好的时光已经远离他们，剩下的只有衰落和绝望——就像公元前63年西塞罗说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过，这位演说家不是在表达普遍的哀伤，而是在严厉批评他那个时代的腐败，它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企图攫取罗马权力的阴谋策划者喀提林(Catiline)。史学家萨卢斯特(Sallust)说喀提林“鲁莽、狡猾、背信弃义，擅于进行各种伪装或掩饰。觊觎他人的财产，同时挥霍自己的财产；他的热情充满暴力。他有些辩才，但毫无分寸。他混乱的头脑始终渴望那些丑恶的、不可思议的、庞大的东西”。内文认为史学家有时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他相信喀提林想让罗马恢复荣光。
还有一些内文眼中更糟糕的岁月，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统治下的英联邦：大道理很多，乐趣很少，五朔节花柱和寻常的嬉戏会引起强烈不满。他们甚至试图取消圣诞节。所以说2016是有史以来最糟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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