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当天发布会议公报，在党内首次以公报的形式确立了习近平党“核心”的地位。他在第一个任期临近届满之时，以雷厉风行的执政，为中国设计了一条清晰的改革与发展路线。事实已经笃定习近平在中国这个时代的核心政治领袖地位。
从2016年初，中共内部的高层会议开始提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到这次六中首次将习近平称为“党核心”，“核心”一词重回中共政治话语体系。
部分西方媒体与中国知识分子却对此表达了不解甚至不满，质疑中国在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核心，核心是否代表着集权，等等。他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中共体系当时并没有正式回应这个事情，更没有系统地阐述。除去中国发展的客观现实外，人们对中共核心概念的真正认识，以及今天的“核心”与毛邓时代所截然不同的政治含义等，或许都没有充分认识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庚武从历史的维度，首先以长线的历史目光来审视当下时局，给出了“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有必要深化改革，而又将必然遇上更大的阻力。
从这个角度去看，一个“核心”的存在是必要的，是为了保证一个愿景的可持续性与成功的落实。
以下是本刊对王庚武教授的访谈实录。
习近平在中国这个时代的核心地位已经夯实，然而核心这个制度本身却源自中国历史本身
大概10年前，《环球时报》刊布了您的论文《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您今天是否依旧持这个观点？如果是的话，那么您认为社会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共以及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会在这当中发挥重要角色？
王庚武：
我在动笔《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时的着重点很简单，就是要回答中国如今的崛起，与以往中国历史中的数次崛起有何不同。众所周知，中国曾屡历兴衰。而实际上，中国在历史中所经历的“衰”远比“兴”要多。中国在过去的多次分裂时期里，往往同时承受着各式内部压力和外敌的攻击。
因此，如何才能统一中国、巩固一统的状况、并在这基础上令中国兴盛富强？这一直以来都是历代中国的统治者们所试图解决的目标。
其实，现在的时局与历史上中国多次从数百年的低谷中走出的情况相似。因此我在思索，是否能够以长线的历史目光来审视时局？换言之，诚然每个国家都有着日常的问题，但与此同时，若能够对历史的大趋势有一定认知，便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感悟，乃至于不会失去耐心，不会被一时的成就和失败所迷住双眼，继而认识到历史有其自身的节奏和规律。
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我是这么理解中国历史的。
一旦我们能够以历史趋势的大视角审视时局，便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兴衰的周期实则屈指可数。直到大约2,000年前的秦朝，中国才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统一。而在那之前只有文化上的共通性--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上，中国都还处于分裂的状态。
春秋战国那几百年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实在太苛刻了，只是秦朝大一统过了15年也瓦解，事后要过将近100年，待得汉武帝时期的统治，中国才再次迎来真正意义的统一并得以延续数百年。所以，我可以很确定的说，秦汉时期乃中国的第一次崛起。
然而，中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崛起就相对不大好辨识了。汉王朝覆灭之后，中国又迎来了长时间的分裂。东汉末年的战乱带来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而晋朝在维系了短暂的统一后便立即在五胡十六国的进攻下分崩离析。晋朝得以在南方偏安一隅，但光是筹集足够的国力来守住这半壁江山便耗费了晋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在经历了随后200年左右的南北分裂后，中国又是如何再次崛起的呢？这本身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关键是，当中国再次崛起时，这个“中国”已经和汉唐时期的前身相去甚远。每当历经异族入侵、内部反叛和动荡时，整个国家便会进入一个重新调整的过程，适应、改变、并最终和威胁国家的危难因素融合在一起，而随后在这过程的另一端出现的那个“中国”，已焕然一新。
须知，在隋朝相对不大稳定的数十年后，唐朝得以建立，并经过太宗至武周时期近百年的努力，最终才建立起“开元盛世”的这另一个巅峰。
不过这个巅峰时期的中国和汉朝时的中国已经很不相同。这是因为唐朝乃汉人和北方民族深度融合往来之下的结合体。随后，除了贵族社会和军政体系的大变革以外，如来自印度的佛教等新思维的引进也不仅带来了新的挑战，还为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们很聪明地汲取了这些舶来文化的精髓，并将之应用在国家治理之道当中。
这时的中国已经和建立在儒、道、法家等传统之上的汉朝大不相同，不仅借鉴了北方民族在政治和体制上的经验，也吸收了佛家超然的、理想化的、极富哲学智慧的文化精髓。这些新的想法转而对儒、道两家从性质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当李唐王朝重新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已是儒释道三种不同的文化，以及北方民族文化和汉文化两种特殊政治体制的产物。而正是在这种接纳与抗拒并存的交汇之后，唐王朝才得以诞生--这在《贞观政要》这个由唐太宗及其手下如魏征所编写的作品中便可见二三。
魏征，唐贞观年间政治家，因唐太宗“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比喻流芳百世，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谏臣
至此，我们才可以确切地说，中国第二次崛起了。诚然，这次崛起的中国既是一个新的中国也在某种程度上乃秦汉的延续，但恰恰是李唐文化中的那些全新元素才构成了让中国得以再次崛起的主因。
在我看来，中国的第三次崛起这个话题却充满了争议。为此，我犹豫再三以后依旧对自己的说法不甚满意，也随时愿意接受新的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唐朝随后也发生了变化。
其实，与大家的一贯认知相反，这第二次中国崛起以后的巅峰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开元盛世之后很快就迎来了安史之乱，吐蕃、靺鞨、契丹等势力相继对中国施加压力。到8世纪末的时候，唐朝已经在挣扎着和吐蕃抗衡，也即是和当下被称为“西藏人”的民族抗衡。须知，今天的西藏人常给人以和平安详的印象，但当时却是骁勇好战的族群。
总而言之，唐朝在中后期一直面临着内忧外患，最终也难逃覆灭的结局。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