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12月3日以来，中美关系因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候任期的一系列不当言行陷入严重焦躁。那一天，特朗普接听了台湾地方领导人蔡英文的祝贺电话。特朗普为此在推特上发文炫耀，并质问奥巴马政府“（你们）可以向台湾卖出几十亿美元的武器，（我却）不能接听来自台湾的电话？”
特朗普的言行打破了美国当选总统不与台湾方面直接接触的禁忌，严重挑战了美国政府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出于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考虑，中国官方做了冷静、克制的反应，将之定调为“台湾方面的一个小动作，改变不了一个中国格局”。然而此事在中美两国仍然掀起轩然大波。在中国，那种在特朗普刚胜选时一度占据主导的对中美协调前景的乐观和憧憬情绪迅速消退，代之以深切忧虑，有人甚至判断特朗普发出了对华“战略转向”的檄文。美国政学两界和媒体圈对特朗普的行为也很不理解，为他可能激怒中国导致中美关系发生剧烈波动而担忧。这种担忧的背后，是对美国对外政策传统操作架构和专业性、延续性、可预见性发生崩塌的恐惧。
特朗普迈出了危险的一步，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摩擦升级似乎才刚刚开始。蔡英文已确定2017年1月出访尼加拉瓜期间过境纽约，将寻求与特朗普本人或特朗普选定的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会面。几乎与特蔡通话同时，美国国会众参两院通过2017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首次写入推动美台高层军事交流的内容，并继续鼓励对台军售。
进入新的政治过渡期的中美关系尚未正式开局便陷入颠簸，这对今后四年的两国关系绝非吉兆。但麻烦不会仅限于台湾问题。越来越多迹象表明，一生经商、没有从政经验的特朗普有可能以“重商主义”风格和情绪化方式粗糙处理对华关系。对外交因果关系缺乏认识却“不知以为知”的他展现出“你不在我关心的问题上向我做出让步,我便要你在你关心的问题上付出代价”的逻辑方式，把严肃的国家关系视为一场“交易”。
忧虑也来自对特朗普外交决策圈班底组建过程的观察。这个班底的基本人选已大体确定，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到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再到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特・波廷格，军情、商企、右翼背景浓重，且年龄偏大，缺乏处理外交和涉华事务的经验，秉持传统的地缘政治观，一些人还在中国有与执法部门发生激烈摩擦的个人往事，令人不能不担心他们将来与中国打交道会不会极具成见，鲁莽、强硬有余而谨慎、灵活不足。
特朗普本人已显示出将中美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挂钩处理的倾向，使“不确定性”成为人们观察他候任期对华政策倾向的最可确定结论。与蔡英文通电话后，特朗普又利用对艾奥瓦州进行“感谢之旅”和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之机，两次触碰中国话题。他指责中国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不保护知识产权，采取压低汇率的手段获得对美出口优势，同时对美国输华产品征收高关税，也不在朝鲜问题上帮美国的忙。“我领导的政府不会与中国为敌，但一定会改变美中贸易不平等的状况”；“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不跟中国在贸易等其他问题上达成交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受制于‘一中’政策”，特朗普说。
特朗普似乎在“叫价”，通过在台湾这样对中方极度敏感的问题上刺痛中方，压中国在经贸、朝核这样的美方需要中方提供配合的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最想要的是中国在经贸问题上向他屈服，因为他执政后，将优先关注国内事务，谋求在推动制造业回流、创造就业、减赤等经济议程上尽快创造政绩。为此，特朗普有可能向中方提出减少对美出口、扩大自美进口、强化知识产权执法、扩大钢铁去产能规模、开放美国互联网企业入华等具体要求。
经验表明，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危险局面将是不得不在核心利益问题上“摊牌”。对中方而言，台湾、南海等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是明确的核心利益所在。对美国而言，能否继续经济复苏势头、为美国“再次强大起来”奠定基础属于核心利益，能否保持在全球海上的军事优势、在南海等关键海域任意穿行则属于“海外利益的优先事项”。而在双方充满争议和分歧的网络安全领域，由于网络主权边界的模糊性和网络攻击对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中美两国均视有关竞争和摩擦为新兴的核心挑战。
所谓核心利益，意味着回旋空间的极其狭窄甚至并不存在，一旦其遭侵犯，势必引发激烈报复，双方都付出沉重代价。在台湾问题上，如果特朗普敢于颠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中美断交也是可以想象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沈丁力……不只一位中国学者这样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明确警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一基础受到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就无从谈起。”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等美国学者和前外交官积极发声，提醒特朗普“台湾不是可以用来交易的”。
被特朗普团队视为“安全盟友”的台湾当局已在付出代价。2016年12月20日，非洲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宣布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台湾方面应已捕捉到其中的讯号，深知这仅是大陆方面的“牛刀小试”，紧随其后的将是对台政策的根本性调整。在台海地区，威慑力的天平已完全倒向中国大陆一边，台湾能打的牌除了紧抱美国大腿寥寥无几，而特朗普政府是否担代得起这种“紧抱”？
在更广范畴内，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中美利益交融空前深厚，对中美关系议程的设定能力大为提升，在这一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关系中的主动性今非昔比。如果特朗普政府选择某一领域伤害中国，它很快就会发现中国无需搞“跨界报复”，仅在同一领域内实施反制，就足以让它懊恼不已。比如在经贸问题上，有理由相信中方已在着手准备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工具箱”。一旦特朗普像其在竞选中发誓的那样对中国输美产品恣意加征高关税、悍然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很快就会有抛售美债的浪潮发生，也会有美国汽车生产商因在华销售链价格操纵遭受巨额处罚、美国中西部地方州因对华农畜产品出口变得困难而怨声载道，总之迎面而来的将是一场双输的贸易战、金融战，中国会承受损失，美国则输得更惨，特朗普将会发现没有中国的配合，他离把美国经济增长率推高到4%的豪言越来越远。
南海问题是近年中美进行地缘战略意义上交锋博弈的主舞台，时至2016年末，随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形势开始变得对中方有利。12月下旬发生了中国海军在南海水域捕获一艘美国无人潜航器的事件，也引起特朗普的关注。现中方已将潜航器交还美军，但此事提醒特朗普及其身边的现役和退休军人们，如想利用南海问题“测试”、“羞辱”中国，他们不仅大可能占到便宜，反而将被“测试”被“羞辱”，因为中国在南海已经取得军事安全意义上的战术密集优势，正在取得战略威慑优势，可选择的应对手段不断增多，有些将是出人意料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朝核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采取尽量与美方配合的态度，最近一例是再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对朝鲜核导行为追加制裁的决议。中国也在认真执行安理会对朝各项制裁决议。特朗普上任后，在东亚必须紧急投入的首要安全议程其实并不来自中国，而是朝鲜的核导问题，因为朝正逼近核导合一的目标，美国国内在朝第五次核试后已启动对朝核导能力的重新评估。不与中国协调，特朗普应对亚洲安全挑战的最先尝试将遭遇挫折。
中美互为轻视不得的对手，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也是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前提保障。双方高层和工作团队应尽快建立顺畅沟通，充分了解对方诉求和关切，及早设计出今后四年两国关系发展的路线图。
诚如中国国家主席在2016年11月14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时强调的，“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中国官方推动中美关系并更高层次和更成熟状态迈进的意愿是真诚的，并不急于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倾向下结论。然而对特朗普进行“教育”的工作刻不容缓，因为中美关系实在太过重要，国力对比、战略互疑正日益逼近“历史交叉点”，任何不慎、不当都可能将这一关系推入恶性竞争对抗甚至战争冲突的深渊，恣意妄为的“反传统”作风要不得。特朗普最需要明白的是，美中间的当务之急是确立大国战略协调的新范式，而不是在什么能够刺痛对方的问题上互相“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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