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梵建交传闻沸沸扬扬，有趣的是大部分传言仍然简单地以“主权国家”概念来探讨，然而梵蒂冈历史着实渊远流长，比目前大部分主权国家出现之前都还悠久的人类历史在中世纪便已存在，建交断交之事岂是一般19世纪后国际情势就足以摆荡，由于教廷非俗世国家的属性，对外关系从来就首重全球牧灵及福传的“圣座外交”，即使在两次大战与冷战时期皆是如此。
教廷对外关系首重全球牧灵及福传的“圣座外交”
简单地来说，“圣座外交”是梵蒂冈11世纪以来，教廷开始以一个非主权实体的状态却是充分国际法主体，派遣短期或长驻性教会代表于各国的制度，拿破仑时代、奥匈帝国时期都不能忽视其力量而一直施行，同时地区联盟或政治实体也无法强迫教廷遵从地区习惯，主要即在于梵蒂冈的存在比起19世纪以来才发展的一般主权国家体系，甚至是工业革命之前还要早数百年。
而台梵与中梵关系本立基于冷战背景天主教与共产党并不兼容的时代，当时1949年甚至由于意大利情势，罗马教廷圣职部向意大利天主教徒发出分别为：“天主教徒不得参加共产党；天主教徒不得宣传和阅读支持共产主义理论的书刊；如违反以上两点，即不能接受圣事。”三条反共敕令，这三条敕令甚至在来年韩战爆发时影响教廷对华方针，也是梵蒂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一直存在历史包袱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权力分配上教廷不愿与地区商量的一贯态度。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教廷从1951年中断关系后，时间一直到了2014年才开始出现转机，中梵谈判近4年的主教任命基本达成协议，讨论将采取2010年时建立的“越南模式”两者共同协商，教区选出人选后经中国政府以外交管到通报教廷，再由教廷决定祝圣与否，逐步缓解了双方紧张。
来年，天主教安阳教区助理主教张银林更成为首次梵蒂冈承认的祝圣典礼，然而后来又发生两起教会祝圣未经教廷同意事件才使得谈判暂停，这也是为何教廷仍与台湾仍保有关方外交关系的原因，“外交关系只是放在那，不是巩固”。
教廷之所以过去未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原因主要在：主教任命权、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全国代表会议制度三项议题，而当三项议题在2014年时逐步达到共识后，当然建交也就可能水到渠成，这也是媒体舆论之所以猜测的立基点，然而如果能将视野放开来真正了解“圣座外交”的历史轨迹与原则，一个台湾岛因素说实在根本不足以在两国达成协议的文书上有所顾忌，而不过是意外被影响的对象。
现任台副总统陈建仁本身是圣座圣大额我略教宗骑士团勋章爵士
教廷顾忌症结两点则仍依旧在中国方面主教任命权以及台湾方面已册封的爵位承认议题，更何况无法与政治关系切割的在于现任台府副总统陈建仁，本身即是教廷圣座圣大额我略教宗骑士团勋章爵士骑士等级、与耶路撒冷圣墓骑士团成员，在梵蒂冈体系下交情为一般非宗教国家所能体会。
总归来说，教廷外交的原则本与1933年《蒙得维的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制订后逐渐开展的主权国家国际外交原则有异，也因此虽说两岸气氛尚未平稳，但若断交而把原因怪罪在大陆气度或者蔡英文政府上，在梵蒂冈看来，那也倒是太过张冠李戴、过于抬举了。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