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心地位于党的全会得到正式背书确认之后，习近平正继续紧锣密鼓地推出各项改革措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敏感领域接连发起三场战役。
重启政治改革 动高层奶酪
在“习核心”确立大约十天后的11月7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并将其定性成“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
中共官方新闻显示，王岐山亲自担任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把监察委员会定位为“反腐败机构”，他认为监察体制改革会“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这不仅意味着监察委员会将对现有的反腐力量进行大整合，而且由于纪委和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监察委员会将“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放在中国和中共历史来看，监察委员会改革其实是在借鉴古代监察经验基础上，通过整合力量，将一党执政体制下的内部监督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其职权范围和独立性,有点类似于香港的廉政公署。
按照官方的解释，监察委员会虽与纪委合署办公，但在法理上却产生于人大。这意味着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将成为在法理上与政府、检察院和法院并列的监督机构，中国的“一府两院”体制将改为“一府两院一委”，意味着宪制要发生改革，这也是监察委员会被定义为“重大政治改革”的原因。改革开放初期，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屡次出现在中共话语中,邓小平本人就是政治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六四”事件后，中共叫停了政治体制改革，“政改”在中共话语体系中消失，直到温家宝担任总理期间有过语焉不详的表述,而且还在党内及社会层面引发过巨大争议。习近平上任后，很多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依旧会被中共视为“雷区”,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在成为“核心”伊始就提出了这个议题，将设立监察委员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当然，在西方观察家和自由派看来，这样的政治改革并不符合他们的定义，这也是习近平政改和这些人要求进行的政改间的本质差异。
中共为何此时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反腐及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当然是直接动因，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要把权力放到制度的笼子里。众所周知，监督乏力是全世界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的棘手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甚至因此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权腐败阶层，成为葬送苏联的一个关键原因。习近平不想中国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他要替共产党守住中国这片领地，并借由中国崛起的契机，向国际社会宣扬制度和道路自信，通过重启政治体制改革来遏制腐败便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启动“重大政治改革”的同时，习近平还主动触及了一个在历届中共领导人看来都十分棘手的问题。11月30日，中共政治局审议通过了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待遇等文件，要求“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率先做起，并分批实施”。这份被广泛认为动高层奶酪的文件，重点强调了四个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下来要及时腾退办公用房；不能超标准配备车辆、超规格乘坐交通工具，外出要轻车简从，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按规定配备工作人员并加强教育管理，严格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压缩赴外地休假休息时间，实行严格报批制度等。
(陆子平 方远 评论)像多数官僚组织在运行时间久了后容易滋生“特权化”倾向一样，中共已经建政六十多年了，不可避免会滋生一些特权问题，加之威权体制本身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因此舆论上一直不乏质疑中共高层特权的声音。现如今，习近平在历来至为敏感的高层待遇问题上立下规范，确实堪为一种整顿党风、消除特权的积极举措。
特赦民企原罪 保护私有产权
11月27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这份《意见》中，中共破天荒地“大赦民企原罪”，强调保护私有产权
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转折关口。在这个由高度集中政治经济资源的计划经济时代迈向市场经济时代的过渡中，难以避免地存在诸多制度、法律的滞后，产生一系列灰色地带。也因此，一些发迹于那个时代的民营企业家，或多或少都背负着“原罪”，难称自己完全清白,如何处理,就和官员是否特赦一样,成为敏感议题。
为此，《意见》里面写道：“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这意味着中共能够客观看待民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转型中扮演的作用以及“原罪”问题，并用发展眼光解决问题，海外媒体将其普遍解释为是对民企的特赦行为。
同时，《意见》中写道：“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责任”。这实际上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即中共会在经济领域继续去意识形态化，进一步保护私有产权，改革不会“开倒车”，这也是给民企吃定心丸，体现了习近平的开明经济思想。
习近平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鼓励文艺创作 推动文化自信
11月30日，习近平出席了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他除了再次重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外，还鼓励文艺工作者要“敢担当敢创新”、“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他表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希望“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 ，让文艺作品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历史上，中国文化曾独领风骚，诞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构成了这个民族软实力的重要部分。近代以来，在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面前，中国落伍了，文艺作品同样陷入尴尬境地。现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硬实力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遗憾的是，软实力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反映一个国家思想文化水平的文艺作品，还难以与国家硬实力匹配，成为一个明显短板，它同时也喝中共政治最核心、最敏感的意识形态相关。
这当然不符合中国全面发展与崛起的要求，于是有着传统思想文化底层和政治抱负的习近平，在继2014年召开高规格文艺座谈会后，又再次将意志注入文艺界，目的就是发挥传统文化作用，提升文化自信。事实上，文化自信也是习近平的发明，由他再2014年2月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提出，此后中共就将原有的制度、理论、道路等“三个自信”，扩展为包括文化在内的“四个自信”，成为中共的重要政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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