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14亿，占全球人口的1/5，但为何中国人获得诺奖的比例却没有那么高？从种族来说，中国人的智力应该还是不差的，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清华教授吴国盛在腾讯思享会的活动中说，中国人在科学领域缺乏无功力的探索热情。
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人屠呦呦（图源：新华社）。
中国在科技领域落后于西方的到底是哪些方面？落后多少年？
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我讲的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传统，中国当代的成就还是很突出的。中国人就人种而言是不笨的，就其个体而言，智商是够的，中国之所以没有成为世界科技大国、强国，主要是文化问题。中国人智商没问题。如果你说科学就是智力水平的标志的话，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怎么没有取得1/5的诺贝尔奖金呢？所以，不是智力水平的问题。
当代科学也要分两部分看，有基础科学，也有应用科学。应用科学之后是产业、企业、工业。中国人不笨，只要愿意跟在人家后面学，肯定学得会。比如IT业，只要政府不拦着，很快就起来了，但拦着就不行了。现在的关键是基础部分的原创性成果太少，这个东西是科学中根本性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能突破我认为是文化在作怪。比如我在我的《什么是科学》书里反复写的自由精神、无功利的热情探索，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从本质上讲，中国文化中出来的人对单纯的求知是没有兴趣的。
中国人将科学视为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中国人学东西是为什么？“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是为了干嘛？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报效国家、光宗耀祖。中国讲科学的事，首先想的是学科学是个手段，不是目的本身。做科学家做到顶，如果不当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那你还没做到顶，做到顶才行，要不然获个诺贝尔科学奖，相当于为国争光。所以中国人想的是有用、争光。
当代中国的科学，产业应用部分比基础部分好一些，单方面也有突破，比如高铁。可是，我们的科学不能只看容易看到的部分，比如产业应用部分。这些东西靠金钱和巨大的市场可以堆出来。手机、互联网的原始创新是谁弄出来的？理念是怎么搞出来的？都不是在我们在这儿发生的。我们是跟着人家，政府管得少跟得比较紧，不许跟了就慢一点。
我们在基础部分整体差不少，但基础的东西很难说差多少年，这个量化概念不对。等到中国隔三差五都有人获诺奖，那差不多就跟上了。什么是隔三差五获诺贝尔奖？今年没有明年有，明年没有后年有。可我们盼了半天，获奖的是屠呦呦早年在“文革”时搞的东西，颁了以后我们还不高兴，觉得是搬弄是非，所以我觉得还差得很远。
中国的科学研究历来都是混口饭吃
饶毅教授说过中国文化对科技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往往具有幼稚化和功利化，至少不会为公德说话，您对这种观点持怎样的态度？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共问题领域失语的原因是什么？
吴国盛：饶毅教授的观点跟我在这方面是一样的。对我的《什么是科学》这本书，我猜想他是有些赞同，有些不赞同，但他还是替我写了个序，说明赞同的多。我估计，我谈到的现代科学内部包含了求力意志、侵略性和功利性，他不一定十分赞同，可能觉得有点反科学的味道。但对我讲的第一个内容，科学精神的内核是无功利的，是对求知的热情本身，这是他赞同的。这部分中国文化里很缺，中国科学历来都是混口饭吃，不是本着求知的目的去做科学研究。
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知识分子为什么对公共问题不发言？重大问题科学家都不吭声，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中国学科学的那部分人从来就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工具，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文化的主体，只是一个客体。做科学是为国效劳，如果有更好的方式效劳，科学就不要做了。目的是为了升官，做科学可以升官，后来发现不做科学可以更好地升官就不做科学了，不用学也可以做官就不学了。
所以中国社会出了问题。过去是“学而优则仕”，废除科举之后，官吏选拔就和过去不一样。过去读四书五经，满脑子仁义道德，能够保证社会基本的秩序、礼仪，这在民国以后就废了，能直接做官就不学文化了。所以科技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不发言与科学家没有纯粹的科学家品质与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是独立的事情，认为自己就是为国效劳的，就是马前卒的，其他的事，科学家就不要瞎说了，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人本质上是个讲情不讲理的民族
西方科学超功利的文化基础是什么？
吴国盛：中国那么多人，其中为什么很少有纯粹热爱科学的人？这一定是有文化根据的。我们的文化不支持进一步发展出自原初的求知爱好。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求知是人的本性”，而中国文化不喜欢你打破沙锅问到底。中国人喜欢说别老讲理，讲多了伤感情，你不要得理不饶人，你有理也要让三分。中国人本质上不是个讲理的民族，喜欢讲情。
反正理是相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随随便便算了，让一步吧，不愿意把道理讲清楚、讲透。希腊人不一样，一定要把道理讲透、讲绝。芝诺悖论说运动不合理，提了好几个数学证明，最后得出结论，运动是不合理的。因为不合理，所以运动就是虚假的。
中国人说，这不是有病吗？运动怎么就是虚假了，你走两步不就知道了吗？动了没有？动了，这就对了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希腊人说，我不是说我眼睛看着手没动，这个我是承认的，可这个是假象。所以希腊人一开始就要分清楚假象和真理，真是相对于假而言的。中国人喜欢讲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本来就分不清楚，不要强分了。
还有我们不讲个体，中国人讲群体、集体、血缘、家族、家国，就是讲不清楚个体是什么了。真理是“是”，“是非”的“是”，你是什么？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一个“关系”，我是我父母的子女、我子女的父母、我老师的学生、我学生的老师、我同学的同学、我朋友的朋友，就是没有自己。
所以中国没有是非观念首先是没有“我”的概念，那个“是”是没有的，中国的“是”是很晚才出现的。没有“是”，没有“真”，不爱讲理，源头在于个体没有了，没有个体就是不讲自由，根在这儿。希腊人一开始把这个事情讲大了，所以有了个体，有了自由，社会有契约，通过契约有规则，通过规则有了法律，有了科学理性，是这么顺着过来的，我们的路径不一样，但这个讲起来就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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