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假话，假大空话，反而混得人模狗样的，可说真话的，却惶惶不可终日，被弄成丧家犬似的。
——如果社会被搞成这种模样，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
一个正常的社会，说人话、说真话定然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自然而然，理所当然，不需要什么“勇气”、“努力”、“坚决”、“一定”来加持。“要有说真话的勇气”，“我一定要说几句真话”，搞得说真话反而显得凄凉，甚至需要付出什么代价，那就必须认真反思并采取有力的措施去矫正了。
社会如果正常，说假话的才寝食难安。因为理智的社会绝不会放任谎言与欺骗。假话越多，意味着社会越危险，因为那会摧毁基本价值观，摧毁基本秩序，摧毁基本的信任与信用体系，摧毁社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假话铺天盖地，那就没有实情，没有真相，没有实事求是，没有一切存在的基础。
或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是真理”，那都是为个人及小圈子的私利服务的，只会满足了他们的权力欲、贪腐欲，却对社会、民族和国家产生巨大的伤害。社会被虚假侵害的最严重的后果，不仅在于产生那些个贪官、奸佞人士及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现象，而且还产生大量什么也不相信的无奈民众。当什么也不信的群体扩大之后，达到一定的量级，那整个社会就无可避免散了，溃败了。
什么也不相信与盲信盲从一样恐怖。夫妻之间，有一方什么也不信了，另一方再怎么努力，掏心掏肺，也不再有任何用处。一个社会出现了那样一群人，老子就是什么也不信了，爱咋咋的，那任何良策与建设，都只能失效。明朝末年，李自成兵临城下，军饷成为难题。军队一次次欠薪，将士们被骗一次次，对大明失去了信任。朱由检同志想到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家中藏有大量财富，亲自动员大家捐献，但朱由检只愿意听谎话，整个王朝就活在虚幻的谎言之中，他自己一次次许诺都成为泡影，他不信别人，别人也不相信他，到了关键时刻，谁也不愿意从自家掏出钱来救国救难。最后京城守卫战没有怎么打实际就散了。朱由检至死都不能醒悟，还认为是大臣们的自私与贪生怕死毁了他的江山。
当说假话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很自然地对说真话的人构成排挤、压迫与打击，颠倒社会乾坤。谎言就是私利私欲、诲邪诲盗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像那些贪官，满嘴的都是谎言，包括装扮反腐斗士、“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虚假的表忠心表决心、虚假的形象工程和其他假大空文章等。谁要是站出来揭露他们的真相，他们岂肯甘心？那就要使出浑身的解数，视说真话的人为不共戴天之敌，非要置于其死地而后快不可。
有意思的是那些骗子、大话精，对假话也常常非常气愤，同样会深恶痛绝。他们放纵自己说假话，却会要求别人说真话。在他们有权有势时候，有时发现下属骗他们，他们处理起来也是非常狠的。不容许他人骗自己，每人本能自然反应。但他们骗人，也就给了别人骗他们的充分再由。骗子们互相欺骗，就看谁的骗术更高明一些。欺骗太多，骗局太普遍，骗子对骗子也只好选择性妥协。反正都是骗，谁骗不是骗呢？你骗了人，别人捉住你的痛脚，或者心虚，怕自己连同他人一块受累，也就不敢对骗自己的人太较真了。
假话遍地横行，说到底是背后的利益链斩不断，理还乱。如果一个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那就必须以真话为基础。在文明世界的法庭上，伪证罪属于严重的罪行。法治社会，最要防范的是官员的欺骗，也因此对官员说真话有着高标准、严要求，但凡发现官员有扯谎与欺骗行为，轻则媒体与舆论炮轰，迫使其引咎辞职，并且在辞职时还得向国民谢罪，重则要被送进法庭被起诉，证实有罪则送进大牢。这被形容“官不聊生”。其实，本质上却是帮助官员做一个好官，让犯错官员的丑闻成为其他人的一面镜子，同时也帮助官员及时逃离犯罪的陷阱，在半道上得到拯救。不然，官员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从小贪变大贪，大贪变巨贪，那就彻底掉进了无法重新做人的深渊。
要让社会不再相互欺骗，要有越来越多敢于较真的人。但前提是法律能够保护他们，保护他们的自由表达权。同时，对各类骗子，法律能够对他们有效惩处。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形成讲真话、说人话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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