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自动化淘汰了发达国家很多传统工作，为社会稳定考虑，我们必须合理地补偿因此失业的工人。
伦敦的船工曾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泰晤士河(Thames)上为乘客摆渡，直到更快捷的交通方式偷走了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已经被人遗忘的这一命运似乎与如今的世界没什么关系。
但过去的教训往往可以为未来的决定提供参考。当我们为机器人崛起和人工智能的影响而烦恼时，伦敦水上的士的历史可以启发我们如何缓解新技术所造成的破坏。
在多年里，伦敦船工一直是该市工人数量最多的行业。但是，有关船工不当做法的投诉，迫使议会在151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来规范这个行业。随后，1555年颁布了又一部法律，成立了船工公司(Company of Watermen)。
该公司现在的文书科林•米德尔米斯(Colin Middlemiss)承认，一些前辈吃的苦头很可能是自找的。“当年我们是相当不守规矩的人，”他称，“我们不反对在过河途中抬高票价。”（这种中世纪的做法奇怪地让人联想到如今优步(Uber)的“动态”定价。）但是，在维护乘客权益的同时，该公司还充当了工人协会，帮助培训船工，并且捍卫他们的生计。
在后来几个世纪，无论泰晤士河上架起新桥还是建起隧道，该公司都会请求议会确保建设方补偿船工的收入损失。即便是2000年开通的千禧桥(Millennium Bridge)的建设方，也象征性地向该公司的慈善机构支付了一笔费用。社会红利成了技术进步的买路钱。“船工总是会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偿，”米德尔米斯表示，“随着科技发展，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如今我们也面临着一个类似的问题。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双重力量，淘汰了发达国家很多传统工作，就像早期消失的船工职业一样。
尽管这两种力量都带来了很多全局性的好处，但它们也导致了局部痛苦。一些政治人士认为，这种痛苦正是造成英国投票退欧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这类选民造反现象的根源。
在英国《金融时报》最近一篇博客帖子中，经济学家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总结称，经济学迫切需要赶上失控的政治现实。“如何补偿全球化输家将是2017年宏观层面的大问题，”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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