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国际学术界的合作研究成果。全书由研究论文和摄影作品图版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分别由罗伯特·希尔伯曼、巫鸿、克里斯琴·彼得森、富兰克林、柯伟勤、顾铮、乔治·思雷德和胡素馨等艺术史、摄影史学者撰写,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论述金石声的摄影生涯以及他与中国现代摄影发展的关系;后者则是迄今最丰富、完整的金石声先生摄影集,一千一百余幅前后跨越七十余年(从192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的摄影作品,分为关于摄影的照片、同济大学、上海以外的城市和风景、人物、静物、乡村、自制相册、《飞鹰》杂志摄影作品选、老上海、早期工业、在德国、彩色照片等十二个版块,见证了中国早期摄影艺术从画意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进程和特点,本身就是一部个人的中国现代摄影史。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金石声在1938年到1946年在德国留学期间拍摄的照片,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摄影家在外国拍摄的珍贵记录。

金华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特伦斯·鲍尔、理查德·贝拉米主编的《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任军锋、徐卫翔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1月)所讨论的主题涵盖了自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末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论域,全书五部分的归类划分已颇见苦心:第一部分“自由民主的得时与失时”、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种种”、第三部分“科学、现代主义与政治”、第四部分“新社会运动与差异的政治”、第五部分“超越西方政治思想”,兼顾了思潮、人物、地域性等因素,并且超越了政治思想的囿限而涉及文化思潮与社会运动,足见在论域涵盖上的多元面向以及在“政治思想”概念范畴上的审慎开放。全书二十八章各自围绕一个重大主题论述,保证了论题的广泛性与思考及论述的适当深度。二十世纪政治思想与政治现象的紧密关联不仅带来了思想系谱的复杂性、分裂性和争议性,而且从表述语汇到思想内涵都完全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参与本书写作的三十位学者基本上能以多元角度、资料征引翔实和立论持中的学术立场出发进行论述,是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入门读物。虽然主题性较强是该书的论述特色,因而从“史”的叙事角度来看必然有所欠缺,但是,剑桥学派传统中的历史学之魂仍然不时闪耀在书中。例如,第一章关于福利思想,作者强调历史视角和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中认识福利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差异性;第四章论述“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紧贴着帝国扩张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强调的是观念与历史事件的相互作用;第十二章论述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也是从1917年前后的俄国历史分析入手,辨析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真实联系。因此,无论是以二十世纪历史理解政治思想还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重构二十世纪历史的重要方面,该书也不失为认识和研究剑桥学派的参考读物。全书以卢克斯所写的最后一章《二十世纪总体的两分法》作为结语,作者探讨了二十世纪左派与右派的思想史脉络,对回应时下类似“你是谁?左还是右?”或如何“超越左与右”这样的问题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的《凯南日记:用一百年和美国告别》(弗兰克·科斯蒂廖拉编,曹明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1月)为研究二十世纪冷战史提供了一份珍贵文献,正是他在1946年任美国驻苏联代办期间向美国国务院发出著名的“长电报”,提出了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长期对苏“遏制政策”,开启了战后的冷战历史,在他的这部日记中涉及“二战”、朝鲜战争、冷战、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等二十世纪重大事件的幕后故事和决策过程。关于苏联解体,他在日记中的回顾与忧虑充满了历史感与现实感的交织。他在1989年12月3日写道:“公正地说,此前我已经预见了这一天的到来。……不过,我当然预见不到它什么时候瓦解,或者如何突然瓦解。这种瓦解来得猝不及防,在我看来实在有些遗憾。它突然降临到这一代人身上,这虽然不是他们的错误……”(547页)同时,这部日记揭示了一个内心充满感性、感情和自我追问倾向的政治家与学者的多重性格,让人们看到一段辉煌人生背后的平凡与寂寞,看到一个杰出人物内心的脆弱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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