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

中国的粗鄙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一种社会病。在粗鄙化的社会里，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这就像在污染环境中人会变得特别能抗毒一样。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虽然显示了非凡的生存调适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粗鄙化”，不自今日始，也不止是“中国特色”。但是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伴生的特有的社会现象，恐怕大家都不能否认。

自古以来，争取社会公平平等、为底层民众鼓与呼、争权益的志士仁人，着意强调“下等人”的优良品质和对社会的贡献，很自然地就要介绍、欣赏乃至推崇他们朴质直率的性格特征、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底层普罗大众确实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生机、活力和创意。古人所谓“贲象穷白”“大雅大俗”，当今所谓“高人在民间”之类说法，都反映了这一可贵的趋势。当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也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辨。

以上所说的是从文化上着眼，而一沾上政治和经济，情况就顿时复杂，大有可议。政治人物要利用底层民众，甚至要运用权力来“开一代风气”，社会文明主流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生意人看准了人性中的动物性是其经济增长点，不断突破法规和道德的限制，撑大活动空间，若没有法治管束，更让整个社会的文明风气呈现雪崩塌方。

我曾经介绍过赵毅衡教授旅英期间的文章《很笨，更笨，极笨还是得“往下笨”》；曾经介绍过中国作家胡发云在新泽西演讲时所说：其实以粗野著称的武汉人在1949年前是相当“温良恭俭让”的；曾经回忆过在中学阶段、在文革中，我如何为说不出脏话无法与群众（同学）打成一片、对敌人喷不出詈骂之辞以显示自己的革命激情而觉得低人一头；我也曾经撰文指出毛泽东对整个中华民族“粗鄙化”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推崇“痞子运动”，赞美“卑贱者最聪明”，讴歌“黑手高悬霸主鞭”，颂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人才最干净，发出“最高指示”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工人“上管改”大学，甚至在中央全会上纵论“操娘”多少天、在诗词《念奴娇》中高喊“不须放屁”（词牌的名称与毛的诗句，构成多么强烈的对比！）……

我认为，谈论毛泽东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什么，“粗鄙化”绝对是一笔不容忽视，甚至越到后来越显出其重大深远意义的遗产——当然是负面的，价值观的颠倒是一笔数额巨大到天文数字的负资产，需要几代人来偿还，一代一代地洗刷地以“大老粗”为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发出上述议论，是因为看到了两篇文章，一篇谈古，一篇论今，转载于下供点评。徐贲教授的文章对为何造成粗鄙化，虽然没有直接谈及中国政治权力因素，但尽在不言中，给读者开拓了新角度，读者自可催发联想，获得教益；王家范的文章则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徐贲，网易·评论频道·专业控专栏

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但却又越来越粗鄙。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不久前，某艺人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母亲对着一位观众挖苦道，我能把女儿培养成亿万人喜爱的明星，你母亲做得到吗？显然，她觉得当名艺人的母亲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为了争这个面子，夸耀这个面子，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行为嚣张，言语粗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阵势。

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寡廉鲜耻、不知羞耻。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不是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该羞耻的，什么是不该羞耻的。粗鄙是一种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的病变，这种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容易诱发癌症病变一样。

例如，在一般的文明社会里，“绅士风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绅士风度待人接物也是体面人会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的行为。但在一些时期“绅士”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荣为行为准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有面子”与“要脸”的关系：粗鄙不仅不再是“不要脸”，而且是有觉悟、混得开的事，不仅如此，甚至还能为粗鄙者带来特别“有面子”的头衔、荣誉称号、地位或职位，让他们成为“成功人士”。

这种“成功人士”的传人之后会把施展才能的领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祝东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彰显着粗鄙者的‘有胆儿’、‘拔份儿’”。在一个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自配着人们的行为，“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出门在外，没几分流氓气，是很难混的。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12月8日在广州的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4900元假币，引发了一场“丢脸”之争。有官员在微博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他挖苦道，丢脸的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人。针对这样的丢脸指责，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称，该领事馆参加义卖的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领事馆人员自愿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真正丢脸的是那些假币。

对假币问题是非不辨，反倒是无端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出于为国家“要面子”的良好动机，也是一件粗鄙的事。这位官员事后声称自己绝不后悔，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为替毛主席争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这位教授也是事后宣称绝不后悔。死不认错其实是在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种应该被人瞧不起的色厉内荏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粗鄙之事，在一个有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是一件丢脸的事，对自己的粗鄙行为道歉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而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则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

粗鄙的有恃无恐印证了邵燕祥在《普遍粗鄙化：当代的社会病》中说的，中国的粗鄙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一种社会病。在粗鄙化的社会里，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这就像在污染的环境中，人都会变得特别能“抗毒”一样。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虽然显示了非凡的生存调适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中国有一段时期，千千万万的人随时都在被羞辱，在丢脸，以至丢脸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结果差不多整个社会都变得一样不要脸。不少人因为“要脸”，因为忍受不了无端羞辱而自杀。而那些能够经受不公对待和百般羞辱而忍耐着存活下来的，都是特别皮实的人。然而，他们的皮实恰恰帮助积淀了中国文化中千百年来的那种逆来顺受和隐忍苟活。

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强梁的权力粗鄙地对待（被蔑视、羞辱、没有尊严、不受尊重、公民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无处说理也无理可说，久而久之便会因人格贬损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自鄙变态”。这种变态常常表现在自鄙者的自我称呼上，例如，nigger（黑鬼）本是是一个侮辱性的字眼，然而，这个字却会频频出现在地位低下的黑人们的相互交谈中，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弱者群体维系。在中国，“屁民”，“草民”“屌丝”也在成为这样的字眼。用这样的称谓来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种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它可以使当事人用适应和习惯矮化的方式，来把矮化的实际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这种先是对矮化的游戏性的自嘲和脱敏，却可能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麻木和屈从，也使矮化之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