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一个“AB团”，大杀异己，赤色恐怖里树立起自己江西苏区“列宁”的权威，这就是毛泽东氏“肃AB团”的政治阴谋。
长时期来，“肃AB团”是被作为极左路线的错误在党史上诉说的，而承担这一罪名的当事人，是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王明和博古。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一代一代的教育工作者们也是这样向学生们说的，这已经成为了“定律”，没有哪个人怀疑。而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毛泽东。毛曾遭受王明、博古的迫害，他是受害者，也是纠正王明博古极左路线的英雄，力挽狂澜，挽大厦于既倒。毛是英雄，是大救星，他代表了中共的光明和真理，而王明博古则代表的是黑暗和犯罪。
可是，时间却是最公允的审判长，它不论你是怎样的强大和弱小，不论你有着怎样的祈愿和私心，也不论你想掩盖什么和暴露什么，它一概不论，只叫事实说话，历史到一定的时候，时间就会给人民还原真相！这就叫历史无情，时间公允！
最近，我有机会读到一些历史着作，一些苏区文献，那里边详细地披露了关于“肃AB团”的历史真相。原来，在中共历史上那一段血腥的日子里的这一血腥的肃反运动，它的始作俑者，不是王明和博古，而是饱享了半个多世纪“伟大”、“光荣”、“正确”、“英明”、“救星”盛誉的毛泽东。毛泽东才是血腥残酷灭绝人性的“肃AB团”运动的制造者和实施者。罪人是毛，他是主犯！
湘赣边界地区的“洗党”运动为时不长，规模较小，但是，它给毛泽东一个启发，利用政治运动约束人心，掌控思想，把人群划出几个部分，分而治之，从而树立个人权威，“于中取事”，巩固住他的领袖地位。
发生在1930年2月以后的残酷血腥的党内大清洗“肃AB团”政治风暴，便是在毛泽东的这个“洗党”经验基础上爆发的中共党史上的一次大灾难。
1929年的古田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领导权威。毛权威的确立，是有两个因素促其成形的。一是军事上的成功。毛在1927年10月领导秋收起义之后，首创中共第一个根据地，形成武装割据局面。他的事功突出，地盘扩大，人口增加，而一度跟毛意见相左的朱德偏偏又军事失利，形成反差。二是中共中央的支持。军事成功，有了第一个武装割据的根据地，是毛泽东赢得中共中央支持的重要因素，反过来，中共中央对毛的支持，又赋予了他树立领导权威的法理依据。1930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苏区党的领导机构没有建设起来的情况下，毛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无疑就成为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
这时候的江西苏区，潜在着诸多矛盾：它们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干部与农民出身干部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矛盾中，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与毛领导的红一军的矛盾显得就十分突兀。1930年初，毛担任总前委书记以后，权威刚刚建立，尚需巩固，但他毕竟不是中共中央，苏区内部仍然有部分红军和党组织并不服帖他，赣西南地方红军与党组织甚至跟他公然对立，明确表示，服从中央，不完全服从毛任书记的总前委。
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领导人是李文林，他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他是赣西南根据地和地方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李文林与毛泽东的主要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土改政策问题。第二，军队及地方党组织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李文林认为，赣西南方面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一般地主富农土地不予没收，打击面越小越好。而毛泽东则要求他们“没收一切土地”，豪绅地主的土地要没收，一般地主富农的土地也要没收，一般自耕农的土地也要没收，所有土地都要没收。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并且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这个决定也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公允地说，在土改政策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两个问题上，李文林领导的地方党组织的意见无疑是有道理的，土改政策他们有中共中央决定的法理依据，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他们的意见符合组织原则，是无可指责的。但是，这下却挑战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威。这位新就任的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绝对不能容忍这类在他的鼻子底下的反对力量存在，尽管这股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地方党组织，他也是绝对不能允许出现的。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中共中央远在上海租界里边的弄堂里，天高皇帝远，在江西苏区，他就是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挑战他，就是挑战中央党的领导。他要在江西苏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让自己成为江西苏区的列宁，尽管从法理上讲，他还不具备号令全党的威权，但是，他要不惜任何代价行使这个威权，他决定以暴力的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
1930年2月6日至9日，刚刚恢复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在赣西特委所在地的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及其下属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也参加了会议。在刘士奇、曾山的配合帮助下，毛泽东向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发动了一场严厉的斗争。他指出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犯了两项严重政治错误，一是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是完全走的农村资产阶级的路线，就是富农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二是江汉波等人“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毛这里提的“党的领袖”，表面是指的毛任命的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实际暗指的是毛泽东自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给赣西南方面负责人扣上了“富农分子”帽子，开除了江汉波的党籍，把李文波调离主力部队，改任赣西南特委常委等职。
2月16日，以毛泽东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第一号通告，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
这个通告一开，历时两年的江西苏区“肃AB团”的斗争，很快便以燎原之势，燃烧起来。
有一点是要特别说明一下的。在此之前，中共党内，时有不同意见发生，特别是1927年“打倒机会主义领导”提出，也只是停留在党内争论上，党内允许保留不同意见。自1930年年初发生在江西苏区的这场斗争开始，毛泽东就把“打倒机会主义领导”跟肉体消灭联系起来了。党内残酷的血腥的肉体消灭，自此蔓延，一直到1949年执政以后的很长时间。
1930年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公开发出：“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和“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等杀气腾腾的口号。
1930年9月24日赣西南特委又印发了《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的文件，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踪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这样一来，肉刑逼供和枪毙杀人，便有了政策上的通行证和法理依据。
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富田事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
发生在1930年12月12日的“富田事变”，实际是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地方红军红二十军反抗毛泽东氏假“肃AB团”之名对地方党团组织和地方红军毁灭性打击的武装反抗，是中共党内的一次内部冲突，是地方党团组织和地方红军为求生存而进行的一场自保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富田事变”是中共基层党团组织和地方红军为维护自身权益对于中央红军及其领导者的专制行为的一次民主维权。毛泽东氏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错误的，是罔顾历史事实的不讲道理。 “AB团”是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右派建立起来的一个组织，它的创建人名叫段锡朋，它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个组织在成立三个月后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摧垮。以后国民党中央发动清党，“AB团”目的已经达到，加之党徒四散，时过境迁，也就没有重建，事实上是已经自我湮灭了。----这个情况，毛泽东是清楚的知道的。江西苏区，根本就不存在这个组织。那么，他为什么又以“肃AB团”为名，大张旗鼓地发动这场杀戮性运动呢？他要干什么？目的何在？
答案是明确的，毛泽东要剪除异己，他要江西苏区的绝对统治权，他要在江西苏区树立他列宁的地位和形象。
这时候的毛泽东，是以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自诩的，他就是党，就是中共中央在苏区的最高代表，就是共产国际，他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绝对不能容忍在他的鼻子底下有人另搞一套，不听从指挥。他决定解决赣西南苏维埃的问题了。
毛泽东很轻而易举地把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联为一气，从理论上把它们衔接起来，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分子，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打倒机会主义领导是一回事，这就为他的在江西苏区进行武力镇压找到了法理依据。这时候，“AB团”渗透苏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流言开始广为流传，神神秘秘，搞得上上下下空前紧张，人心惶惶，好像到处都有“AB团”。与此同时，刘士奇领导的赣西南特委《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第一号通告）发表，“赤色清乡”、“赤色恐怖”、“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等充满恐怖意味的口号公然提出来了。
接着，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下。・・・・・・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证据，严禁误杀。”云云。这个大纲的核心，一是抓人，二是杀人。虽然里边有“严禁误杀”的话，人人都知道那是官话，不是要点，“赤色恐怖”大门即已打开，乱抓乱杀的事态就难以控制了。
混乱中，赣西南特委1930年9月4日又印发了《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公然鼓吹肉刑逼供和杀无赦。《紧急通告》说：“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地严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对于首脑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因为AB团组织本来就不存在，这是赣西南特委刘士奇、曾山他们心知肚明的事，要从根本不存在里找出存在来，从没有AB团分子里找出AB团分子来，不“残酷拷打”施以肉刑，那是不可能获取名单的，所以，他们的通告里特别强调要从严刑审问里，“忖度其说话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使其供出AB团组织”，一切要抓要杀的人，都要从肉刑逼供里获取。----这些“软硬兼施”的手段，要获取什么人呢？哪些人是AB团分子呢？“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流氓地痞”，“工农分子而能力较活动的”，都是！据一些史料记载和当年经历过“肃AB团”运动的老红军回忆，那些被怀疑的同志在严刑拷打他们时，只叫你承认是AB团，不允许你解释辩解；考问你同伙是谁是谁，你只能承认，不能否认。这就是说，一切答案，都是拷问者逼你招供，然后根据严刑招供下的口供抓人杀人。而那些名单，是拷问者事先准备好的，他们都是赣西南苏维埃和地方红军各级领导干部、军队干部战士。
毛泽东在赣西南苏区大抓“AB团”的同时，对他直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也大开了杀戒，把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或反对过他的，给他提过意见的官兵，一概捕杀。他在师、团、营、连、排都建立了肃反组织，主要捕杀那些地富出身的党员和不满分子，从193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不到二十天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就肃出4400多名“A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AB团”总团长，这4400多人悉数被枪决处死。
据有关史料披露，被毛泽东认定是AB团首领的赣西南苏维埃创始人李文林于1930年11月底被逮捕以后，12月3日，毛泽东就给改组后的赣西南特委亲信曾山写了一封指示信，信中认定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等赣西南主要干部为AB团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捕灭。”要求亲信李韶九持他的亲笔信到达后，“务必会同李同志（李韶九）立即执行捕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时过两天，即12月5日，毛泽东又写了第二封信，指示李韶九和省行委曾山等亲信，指示他们要从已被捉的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两封指示信，毛又派亲信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两天以后的12月7日，李韶九抵达富田，立即向曾山和陈正人传达毛泽东指示信的内容，并实施大逮捕。原赣西南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主要干部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悉数被捕。李韶九亲自主持对这批干部实施“打地雷公烧香火”多种酷刑逼供。受刑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被打的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被当场折磨致死。第二天（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望被拘押的丈夫，也被当做AB团分子抓起来，被施以酷刑，“用大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野蛮折磨。（戴向青、罗慧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105页）
从12月7日到12日，五天时间，共抓出AB团分子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处决四十多名。其中，李韶九亲自部署处决的就有二十五名。 “赤色恐怖”一时笼罩赣西南上空。
导致富田事变的直接导火索，是李韶九对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的定性。
12月9日，李韶九带一个排警卫，押着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赶往二十军军部驻地东固，第二天（10日）到达，立即向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传达贯彻毛泽东两封指示信精神，“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突破”，他们根据刑讯逼供口供认定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准备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逼迫刘敌自己供认。李韶九找来刘敌谈话。刘敌知道，他承认不承认是不是AB团都没有用，既已确定他是，接着来的就是严刑拷打。为了逃过刑讯逼供，刘敌利用他与李韶九是同乡的关系，用长沙口音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三人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
几句软话，李韶九听动了心，就没有拘押他，放他回去了。三天以后，即1930年12月12日上午，刘敌跟红二十军独立营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秘密开会，研究对付李韶九的办法，三人一致认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抓AB团，是打击赣西南党的干部阴谋计划组成部分，为了阻止他们的阴谋得逞，决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人。会后，刘敌即到独立营对战士们进行鼓动，率领全营红军战士包围了军部，逮捕了军长刘铁超，释放谢汉昌等人，活捉李韶九（后来又被逃掉）。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也趁乱跑回家乡躲避。傍晚，谢汉昌、刘敌率红二十军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团分子七十多人。省苏维埃主席曾山趁乱逃出富田，古柏也从肃反机关逃跑了。这就是震惊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刘敌等人并没有因个人受到冤枉委屈而脱离革命，而是率领红二十军迁移到赣江以西的湘赣苏区，在永新、莲花、安福一带集结，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在安吉县永阳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谢汉昌、刘敌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以应付局势。这四项措施是：（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紧急赶往上海，向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央裁决。
（据张国焘《我的回忆》，何盛明《陈刚》等文献记载，没有那么多，只有几十两。）（二）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三）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12月9日，毛的亲信陈正人曾经率一个排的兵力去河西行委，准备逮捕王怀，但未果。）王怀领导下的河西苏区对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普遍同情，王怀说，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这个观点很快便传播开来。
（四）公开打出反毛泽东旗帜，并试图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支持。谢汉昌、刘敌率部向赣西转移途中，张贴大量标语和《告同志民众书》，指出毛泽东“党皇帝思想”，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应该说，这四项措施说明，他们的立场观点并没有丝毫转移，并没有任何叛党反党的错误，而是恰恰相反，说明他们有着坚定的立场和组织纪律性。他们谴责毛泽东的“党皇帝思想”并没有错，完全符合当时毛泽东的实际。
但是，他们在12月20日干了一件愚蠢的事情，给了毛泽东回击他们的口实，那便是他们伪造了一份《毛泽东给古柏的信》。这封信几十年来都是绝密保存，一直到1985年江西出版的一本戴向青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研究》才首次披露。那封伪造信是这样写的：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段良弼）、李（李白芳）、王（王环）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曾山）、李（李韶九）、陈（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毛泽东。
即为伪造，就肯定有破绽，彭德怀一眼识破其假。这时候的彭德怀，是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司令员，手里有一万多兵力，在因为滥捕滥杀“AB团”造成很坏影响，“富田事变”在苏区引起很大同情，毛泽东地位已经遭遇动摇的形势下，彭德怀选择了支持毛。这样，就给了毛泽东回击的可能。
1930年12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一封《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信中坚持认为“肃AB团”是有事实根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捉捕”。毛泽东认为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其他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的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受一时之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
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是货真价实的“AB团”，----毛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AB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见《中共党史资料参考资料》）
1930年11月下旬，项英奉中共中央三人常委会派遣，从上海出发，赶赴江西苏区。着手组织苏区中央局。
这时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会（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派项英先行前往江西，周恩来未到达之前，由项英代理书记一职，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军、政最高领导机构。这就是说，毛泽东苏区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有了变化，他已经名在后三了。
项英是中共领导人里少有的几个产业工人出身，1921年在武汉参加中共后，曾经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
其为人严谨，原则性强。抵达苏区后，经过多方调查了解，项英对毛泽东“肃AB团”很不满意，认为扩大化伤害了很多无辜同志，乱打乱杀，对毛的批评十分尖锐，并开除了李韶九的党籍。对富田事变的性质也作了表态，不是反革命暴乱，也不是AB团取消派暴动。他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动员红二十军返回河东，把一些逃跑在外的红二十军干部政委曾炳春等召回，并解散了谢汉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就在项英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地弥合“肃AB团”和“富田事变”给苏区苏维埃带来的极大损伤的时候，上海的中共中央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内斗。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纵恿下，向党中央发难，要求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纠正立三错误路线”，改组对立三路线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瞿秋白、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以何梦雄为首的“江苏省委派”和以罗章龙为首的“全总派”在跟陈绍禹等联合反中央后，又转而反对陈绍禹。一场混战之后，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结果，由周恩来、向忠发、张国焘组成政治局三人团（常委会），陈绍禹进政治局，中共中央实际权力控制在周恩来、陈绍禹手里；开除罗章龙党籍。从此，一个比李立三左倾路线更左倾的“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开始了。
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三天前调整过的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三人委员会关于富田事变问题意见，周恩来代表三人委员会发言，给赣西南的AB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组织，就这样被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三人委员会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毛泽东的以反“AB团”为手段肃清镇压异己的政治斗争“合法化”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遭受沉重的打击。富田事变的当事人和赣西南苏维埃的那些共产党员们，将面临一场比前更为血腥的灾难。
1931年4月17日，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在宁都青塘举行中央局扩大会议，任弼时主持，毛泽东、项英等参加会议。会上，宣读并通过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宣布“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遵照项英和苏区中央局指示赶到宁都参加会议的富田事变主要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和西路行委王怀等人以及红二十军、赣西南大批党员干部被逮捕，执行枪决。这些人本来是要在会议上“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的，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无情地屠杀。这个结局，连与会的项英也未曾料到。
在中央代表团支持下，毛泽东大杀回马枪。一个比1930年更为惨烈的“肃AB团”二次运动腥风血雨般展开，并在1931年五、六、七三个月达到高潮。
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苏区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载，为了落实新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对“AB团”分子的刑讯逼供更为惨烈无情。“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获得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谓“软”，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是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罚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铁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二十种之多・・・・・・在运动中，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乱供乱咬，使“AB团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跟AB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肃反机关则捕风捉影，“甚至于公开地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哭哭啼啼，不愿意去・・・・・・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
据史料记载，1931年江西苏区的二次“肃AB团”，毛泽东枪毙谢汉昌、刘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独立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等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这些人杀前无一人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组织，个个都承认自己是反毛泽东、反党皇帝思想组织。杀了这些富田事变领导人之外，毛泽东对红二十军也痛下狠手。1931年7月中旬，中央局以开会为名，把红二十军副排级以上的军官，包括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七百多人，集中在谢家祠堂，然后，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收缴了枪械，然后把人一个一个捆绑起来，全部杀害。红二十军残部1700多人，奉命东渡作战，行军至宁都坪头寨，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红军杀红军的大屠杀开始了。
1700人无一个活的，全部杀死，红20军番号从此从中国工农红军编制里取消。
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这么多。中央红军地处福建、江西，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20%。闽西根据地的减少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了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名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
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通报由毛泽东正式取代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毛泽东，终于成为江西苏区的列宁了！
围绕“肃AB团”这场发生在江西苏区的腥风血雨的斗争，毛泽东以清除异己为目的的人为的制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AB团”为阶级斗争手段，嫁祸他的政治对手，大搞肉刑逼供和肉体消灭，终于全部歼灭赣西南苏维埃和地方红军红20军广大干部战士群众，以消灭苏区10万生灵的战果，大获全胜。但是，在这场以“富田事变”为高潮的地方苏维埃党团组织和地方红军红20军干部战士们，为捍卫自己的生存权、革命权而高呼的“反对党皇帝思想”、“打倒毛泽东”的口号，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响起，为中共党史留下了这一震撼天地的声音。这声音以它的不朽和顽强不屈服和民主宪政精神，将永远响彻在中华民族广袤的大地上！而毛泽东其人，在他亲手制造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以后，终于从神坛上走下来，还原为历史罪人。 （此文2014年曾发表在《名人传记》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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