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晚明启蒙思潮的争论就一直存在，但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晚明启蒙思潮的性质、内容和价值等方面，而且无论是“晚明启蒙思潮”的肯定论者还是否定论者大都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的历史作为参照系。而本文则在辨析“启蒙“概念的基础上，以晚明商业出版为切入点，探讨了启蒙思潮如何形成的问题，认为商业出版改变了文化传播模式，打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启蒙成为出版商的生意；晚明商业出版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成为启蒙思潮的催生婆。
作者简介：
张献忠（1973-），男，历史学博士，天津社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对晚明启蒙思潮的探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一直未曾间断，也是一个学术界人言人殊的问题。大多学者都充分肯定晚明思潮的启蒙价值，不过也有学者对晚明思潮的启蒙价值持怀疑态度，对“晚明启蒙思潮”的提法断然否定。相关的研究成果虽然非常丰富，也相当深入，但大多集中在晚明启蒙思想的性质、内容和价值等方面。然而，某个或某几个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只是预示着启蒙思潮形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否或何以会成为现实，亦即晚明启蒙思潮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如何形成？对这一问题仍亟须探讨？但截至目前，除拙文《救亡压倒启蒙——晚明至清初启蒙思潮演变的路径及其阐释》中对这一问题稍有涉及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付诸阙如。笔者认为，要回答晚明启蒙思潮是否存在和如何形成的问题必须与当时空前发达的商业性出版结合起来，唯此才能给“晚明启蒙思潮”怀疑论和否定论者以有力的反击。
一、 何谓启蒙？何谓启蒙思潮？
在回答晚明启蒙思潮是否存在之前，必须明了何谓启蒙、何谓启蒙思潮的问题。“启蒙”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随处可见，如《风俗通义》中说：“每辄挫衂，亦足以祛蔽启蒙矣。”再如《已山先生别集》中说：“实字观义理，虚字审精神。余自启蒙已标此二语。”很多导读性著作的书名中还经常冠以“启蒙”，如东晋顾恺之著有《启蒙记》，南宋朱熹著有《易学启蒙》，此外，还有《中庸启蒙》、《书经启蒙》、《举业启蒙》、《算学启蒙》、《启蒙故事》等书。典籍中的这些“启蒙”，虽然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但其基本涵义却是一致的：“启”，乃启发、开发之意，“蒙”则是指蒙昧、愚钝；“启蒙”乃是指通过启发、开导，使其脱离蒙昧和愚钝状态。在西方，“启蒙”一词也是古已有之，其英文是“Enlightenment”，但是欧洲启蒙运动后，“the Enlightenment”开始有了特定的涵义，专门指启蒙运动。后来，康德在总结欧洲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又对启蒙作了哲学的阐释，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被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启蒙运动的重点“在宗教事务方面”“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很多学者以欧洲的启蒙运动做参照系，特别是依据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否认晚明存在启蒙思潮。
实际上，由于中西方的社会性质、发展路径和文化传统不尽相同，不能简单地以西方为参照系来判定晚明是否存在启蒙思潮。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不仅占据着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而且还通过教权控制了包括君权等世俗权力在内的一切，因此人类处于被神学奴役的“不成熟状态”，“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把人从宗教神学奴役下的蒙昧状态，亦即康德所说的“不成熟状态”解放出来，自然就成为启蒙运动重要内容，也正是基于此，康德才说启蒙运动的重点“在宗教事务方面”。而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或者说宗教不发达的社会，世俗的权力并不受神学的实质性控制，自然不可能存在欧洲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存在启蒙，更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启蒙。中国虽然不存在宗教神学的支配和奴役，但是程朱理学对人的奴役并不比西方的宗教神学逊色。
中国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学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伦理哲学。程朱理学时期，又将道德本位推向极致，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主张，对“人欲”大加挞伐，作为欲望主体的“自我”因此被扼杀，儒家学说日趋僵化。从此，个体就一直消融在道德本位中，“人”只是作为道德的附庸而存在，根本没有任何独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也存在着一个“天理”控制下的中世纪，中国人同样处于康德所说的“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的“不成熟状态”，只不过这种“不成熟状态”不是神学而是程朱理学奴役下的。因此晚明同样面临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诉求。
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给“启蒙”下一个定义了：启蒙就是使人类摆脱被奴役、不自由的状态，能够自由地、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一点也符合“启蒙”的本义。启蒙思潮则是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并广为接受，对当时思想、文化和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而汇成一股思想潮流。某个或某几个思想家的思想虽然属于启蒙思想，但如果缺乏历史际遇，如果不能广泛传播并影响众多其他思想家和普通文人，同样不可能形成启蒙思潮。
基于上述对启蒙和启蒙思潮概念的辨析，笔者认为晚明的启蒙思潮不仅是一种可能性存在，而且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境遇不同，晚明的启蒙思潮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不尽相同，晚明启蒙思潮的主题是人性的解放，而非政治层面的启蒙。由于儒家思想是集体本位、伦理本位的，其在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上则表现为轻个体，重国家，个体是依附于家庭、国家和社会的，不是独立的存在。在缺少个体意识，缺乏独立人格的情况下，中国的启蒙的主题或曰重点自然应当首先是把人从程朱理学，从“天理”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人的解放，没有个体的自觉，启蒙就无从谈起。晚明的启蒙思潮正是从心性的启蒙开始的，这一点符合中国的实际。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晚明是否存在启蒙，来评判晚明的启蒙思潮。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人的觉醒，或曰人的解放：西方启蒙运动是把人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中国则是把人从程朱理学，从“天理”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晚明的启蒙思潮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对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批判，这个维度以李贽为代表；在批判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李贽尊重个体的欲望，发展到“公安派”和“竟陵派”，更是开始关注心性的自由，崇尚个性解放，个体意识开始觉醒，这是晚明启蒙思潮的第二个维度；第三个维度是则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晚明的启蒙思潮开始关注尘世中的个人，在“三言二拍”等通俗小说中，普通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欲望成为主题，一大批文人开始关注市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审美情趣，这种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促进了文化的下移，更加促进了启蒙思潮的传播。
二、晚明商业出版催生了启蒙思潮
一种或几种思想即使有很高的启蒙价值，但如果得不到大范围传播，其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就不可能形成启蒙思潮，这种思想对社会变革的作用也会极其有限。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图书的生产完全靠抄写，每增加一本图书就必须抄写一份，根本不可能实现批量化生产，因此书籍稀少，价格昂贵，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图书的流通和知识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图书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的，阅读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权。唐朝时，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印刷业由此兴起，这就改变了过去以抄书为主的图书生产模式，为出版的商业化奠定了技术基础。宋元时期，商业出版有了很大发展，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商业出版更是空前发达。
在印刷术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官刻在整个出版业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宋元时期，作为商业性出版的坊刻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官刻的主导地位依然没有改变，知识制造和传播的话语权仍掌握在官方，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与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思想都不可能得到广泛传播。但是到了明中后期，特别是万历以后，随着商业出版的空前繁荣，除了传统的刻书中心建阳、杭州外，南京、苏州、徽州等地的书坊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在整个出版业中，坊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就使话语权出现了转移。书坊虽然还在刊刻反映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图书，但是为满足普通受众求新求变求异的心理，满足受众文化休闲和消遣的的需要，开始大量刊通俗文学作品、生活实用类图书以及有“异端”思想的图书。出版的商业化和刻书种类的变化改变了过去精英对知识的垄断，使出版具有了大众传播的性质和功能。出版一旦进入大众传播阶段，它对思想文化和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就是无法估量的。
晚明时期，受商业利益的驱使，各大书坊竞相刊刻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启蒙因此成为出版商的生意。正是启蒙思想和市场的联姻成就了晚明的启蒙思潮。这一点，东西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是得益于印刷术的发明和图书的商业化运作。
李贽首先扛起了晚明启蒙思潮的大旗，其著作及其思想借由商业出版传遍大江南北，从而影响了一大批文人士大夫。万历十八年，李贽的《焚书》书首先在麻城出版。麻城虽然经济和交通条件都不是很发达，但由于图书流通业发达，《焚书》出版后迅速在麻城一带传播开来，旋即传遍南北京师，并很快畅销全国，以致“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焚书》的畅销使精明的书坊主嗅到了李贽思想中的商业利益，万历二十七年，李贽的《藏书》在南京出版，万历二十八年《焚书》在苏州重版，从这一年起，他的其他著作也陆续出版。从现存的善本书和书目文献看，李贽在世时，除《焚书》、《藏书》外，还有《初潭集》、《说书》、《南询录》、《阳明先生道学钞》、《阳明先生年谱》、《坡仙集》、《净土决》、《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九正易因》等大量的著作出版，而且这还不是全部，马经纶在《与李麟野都谏转上萧司寇》中说：“总计先生生平著述，见刊传四方者，不下数十百种。”
万历三十年，李贽在狱中自刎而死，明神宗亲自批示禁毁李贽的著作：“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容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并治罪。”但是，朝廷的禁毁令非但没有阻断李贽思想的传播，反而使李贽的著作更加风行天下，各书坊更是竞相刊刻其著作：
万历三十七年，《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附《阳明先生年谱》二卷），由杭州书坊继锦堂刻印刊行。
万历三十九年，《续藏书》二十七卷，由金陵（今南京）王惟俨刊刻；该书还有万历四十六年虹玉斋刊本，万历年间安徽歙县江绍前刊本（具体刊刻年代不详）。
万历四十年，《李卓吾先生遗书》由金陵书坊继志斋刻印发行；万历年间，该书坊还刻印了《李卓吾先生明诗选》二卷，《李卓吾先生批评锦笺记》二卷，周履靖撰，但是后一本书可能是伪书。
万历四十二年，《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由书种堂袁无涯刻印刊行。
万历四十五年，《李氏六书》（六卷，李贽撰，焦竑评点， 包括《历朝藏书》一卷、《皇明藏书》一卷、《焚书书答》一卷、《焚书杂述》一卷、《丛书汇》一卷、《说书》一卷)，由书坊痂嗜轩刻印刊行。
万历四十六年年，汪本钶辑录，焦竑、张鼐作序的《续焚书》五卷，由安徽新安汪氏虹玉斋刻印刊行；同年，《卓吾老子三教妙述》由宛陵刘逊之刻印刊行。
1619年，《坡仙集》十六卷，（宋）苏轼撰、李贽辑评，由安徽歙县程明善刊行。
万历年间，《李氏文集》二十卷（又名《李温陵集》，由江苏常熟顾大绍刻印刊行。
万历年间，《李氏说书》六卷，由书商王敬宇刻印刊行。
万历年间，杭州的书坊容与堂刻印刊行了《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二卷）、《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二卷）、《李卓吾先生批评玉合记》（二卷）、《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四十二出）、《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二卷）等六种署名“李贽评”的图书。
万历年间，金陵的书坊周如山大业堂刻印刊行了《李卓吾先生批评合像北西厢记》（二卷）、《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二卷）。
万历年间，书商游敬泉刻印刊行了《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卷）。
1621年（天启元年），《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由江苏长洲县陈仁锡阅帆堂刻印。
天启年间，《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卷，由建阳书商吴观明刻印刊行。
崇祯十三年，《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真本》二卷，由天章阁刻印刊行。
崇祯年间，《李氏全书》不分卷（《说书》、《焚书》二种合刻），由信笔斋刻印刊行。
崇祯年间，《李氏丛书》十二种二十三卷（包括《道古录》二卷、《心经提纲》一卷、《观音问》一卷、《老子解》二卷、《庄子解》二卷、《孙子参同》三卷，《墨子批选》二卷、《因果录》三卷、《净土诀》一卷、《暗然录最》四卷，《三教品》一卷、《永庆问答》一卷），由燕超堂刻印刊行。
崇祯年间，《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卷，由吴郡书坊藜光楼梅德堂刻印刊行。
崇祯年间《李卓吾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由书坊郁郁堂刻印刊行。
以上大都是李贽的著作，但也有一部分是或可能是托名李贽的赝作。有些书还有多个版本。实际上，当时出版的李贽或托名李贽的著作还远非这些，林海权先生在其所著《李贽年谱考略》中，开列了李贽著作及其评点、辑选的书共101中（其中存疑18种）。这些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明代书坊所刻，仅《焚书》单行本和合刻本明代加起来就至少6个版本。李贽著作畅销程度可见一斑。
由于李贽思想的启蒙价值和震撼力，借助商业出版的传播力，晚明时期，阅读李贽的著作已经成为一种风尚，明末清初的孙奇逢在其文集中说：“迩来如李氏焚书等类，举世尊其文而并尊其人，亦足怪矣！”焦竑、李维桢在《续藏书序》中就分别指出：“宏甫殇，遗书四出，学者争传诵之。其实真赝相错，非尽出其手也。”“李卓吾殁，而其遗书盛传。”李贽的弟子汪本钶在《续刻李氏序》中说李贽“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以致“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咸并其伪者而亦读矣”，“渐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谑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张鼐在《读卓吾老子书述》中也谈到李贽著作的流传以及赝书的情况，他说：“卓吾死而其书重，卓吾之书重，而真书、赝书并传于天下。”由此可见，虽然书坊纷纷刊刻李贽的著作，但仍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以致托名李贽的伪书频出。阅读风尚的形成又进一步促发了书商刊刻的动力，虽然天启五年朝廷再次下昭：“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禁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但终明之世，“卓吾书盛行，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见非卓吾不适，朝廷虽禁毁之，而士大夫则相与重锓,且流传于日本”。
当时的很多文人士大夫就是因为读了李贽的《焚书》而接受了李贽的启蒙思想，并将其进一步传播，袁宏道在读了李贽的《焚书》后说：“幸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袁宗道说他读李贽的著作“目力倦而神不肯休……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杨起元在给周敬久的信中说：“近读李氏焚书，益觉此老是真休歇汉，世上难觅此人。”汤显祖也是因读了李贽的《焚书》而心生钦慕之情，他说：“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钱谦益年轻时就非常喜欢读李贽的著作，他说：“余少喜读龙湖李秃翁书，以为乐可以歌，怒可以骂，非庄非老，不儒不禅，每为抚几击节，盱衡扼腕，思置其人于师友间。”
除了李贽外，其他的启蒙思想家如公安三袁以及汤显祖、冯梦龙、凌濛初等一大批具有启蒙思想倾向的文人的作品也借由商业出版广为传播，与李贽的启蒙思想互相激荡，共同促发了晚明的启蒙思潮。这一点后面将有所论述。
如果没有商业出版的繁荣，李贽等人的思想能够这样迅速而广泛地传播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也从时人姚希孟的不解中得到了印证，他说：“李氏著书讲学，积有年岁，乃楚闽而外无知者，不知何故忽然盛行？”可见，在《焚书》出版前，李贽的思想仅在很有限的范围内传播，正是商业出版的巨大力量使李贽的启蒙思想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全国，这是姚希孟没有认识到的。
三、 书商和启蒙思想家的“合谋”
商业出版的迅猛发展使文化成为商品，而商业资本具有追逐利润的天然本性，它需要不断地拓展市场，以满足其不断获取商业利润的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商业资本转向了启蒙思潮。这种转向开始时是靠商品经济这只无形的手来推动的，但到后来则不仅变成了书商的自觉行为，而且变成了书商和启蒙思想家的“合谋”，正是这种合谋使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的以个体意识觉醒为主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李贽的启蒙思想一起，汇聚成晚明的启蒙思潮。
公安三袁和吴县书商袁无涯有密切的交往。袁无涯“酷嗜李氏之学”，刊刻过李贽评点的《水浒传》。公安三袁经常和袁无涯一起策划选题，袁宏道的《锦帆集》、《敝箧集》、《解脱集》、《瓶花斋集》和《潇碧堂集》、《广庄》、《瓶史》以及他选辑的《宗镜摄录》都是由袁无涯刊刻。袁宏道、袁中道的文集中还有多篇写给袁无涯的书信，其中大都是谈图书出版的。袁中道在其日记《游居柿录》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袁无涯作别，觅予诗文入梓，予曰方抱病，未能料理，惟以中郎未刻诸书付之，且嘱其订正。……总之中郎所著书，始有《敝箧集》……付无涯以中郎遗籍后，不觉娓娓若此，亦有所感矣。无涯曰闻中郎先生尚有谈性命之书五十余卷，不知何在？予曰：“未有也。中郎先生片纸只字皆有一段精光，惟恐不存，岂有书至五十余卷而听其散佚者乎？我与中郎形影不离，设有之，岂不经予眼及诸开士与其儿子眼耶？中间与人书牍，信笔写去，一时不存稿者有之,或前后意见不存,自觉不相照应而删去者有之,遂据以为有遗书未可也！”
在《答袁无涯》中，袁中道再次和袁无涯谈及袁宏道遗著的出版事宜。
贱体已觉平复，尚需静养耳……先兄诸集，止是后来少许未入梓矣。至于与人札子，草草付去，或不存稿者有之，未可据以为尚有藏书未出也！近日书坊赝刻，如《狂言》等，大是恶道，恨未能订正之，李龙湖书亦被人假托搀入，可恨，可恨！比当至吴中与兄一料理也。
由上可见，袁无涯与袁氏三兄弟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的著作也是在共同策划下出版的。
冯梦龙也是一个非常善于与书商打交道、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畅销书作家。他和苏州的书坊主叶昆池、袁无涯都有交往。他实际上也是一个书商，主要从事选题发掘和编纂工作，对书坊来说，他是内容的提供商。万历三十七年（1609），冯梦龙从沈德符处见到《金瓶梅》抄本后，“就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金瓶梅》虽然不乏糟粕，但其中对人欲的张扬瓦解了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客观上具有个性解放的意义。泰昌、天启年间，冯梦龙又“应贾人之请”，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中“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编纂成《喻世明言》，刊刻后非常畅销，于是又先后编纂了《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在天启年间相继刊刻。 “三言”刊刻后，“名传邺下，纸贵洛阳”，它的畅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作者和书坊加入拟话本的创作和刊刻，崇祯年间，凌濛初编纂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先后出版。他在《拍案惊奇》的自序介绍了自己的写作动机和编纂经过：
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
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凌濛初同样也叙述了自己应书商的邀请编纂“二刻”的情况：
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馀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
由此可见，如同“三言”一样，“二拍”也是基于商业的目的，由书商和文人“合谋”而编纂出版的。继“三言二拍”之后，崇祯年间拟话本小说的编纂和刊刻达到高潮，流传到现在的就有《今古奇观》、《鼓掌绝尘》、《龙阳逸史》、《醒世言》、《石点头》、《西湖二集》、《欢喜冤家》、《弁而钗》、《宜香春质》、《天凑巧》、《别有香》等近二十种。这些话本和拟话本小说大都以普通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欲望为主题，“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代表了晚明启蒙思潮的第三个维度。
汤显祖也是晚明颇受出版商和文人士大夫青睐的启蒙作家。笔者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联合导航系统”统计，明代刊刻的署名汤显祖撰或点评的著作70种左右，其中且绝大多数都是书坊所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联合导航系统”中辑录的都是国内各图书馆藏的善本书，且不是特别全面，仅此数目再加上海外图书馆所藏，估计在百种以上。汤显祖的《牡丹亭》刊刻后，“家传户诵 ”，各大书坊争相刊刻，很快就出现了至少9种刻本。
由于启蒙思潮的广泛传播，晚明很多坊刻的举业用书中也都渗透着“异端”思想，出现了“去程朱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对晚明启蒙思潮的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书商和启蒙思想家的“合谋”，使晚明的启蒙思潮由可能变为现实。启蒙思想借助商业出版的力量得以发扬光大，从而影响了一大批文人士大夫，姚希孟在其文集中说：“迩求著述，中有恢奇可喜若李氏《焚书》，徐文长、袁中郎诸集，汤临川诸传奇，后先行世，皆足以荡才士之心胸！而抒其笔胆，求之举业无与并其妙也。然而醉读之醒，病读之疗，喜读之忽变为歔欷，悲读之忽起而跳舞，极性情之所至，而惚怳莫测！”即使是强烈反对李贽思想的传统士大夫也不得不倾服李贽等的启蒙思想的震撼力，如朱国桢虽然极力批评李贽思想“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未知所终也”，但他却又不得不承认李贽思想的启蒙力量，因此又说：“李氏诸书，有主意人看他尽足相发，开心胸，没主意人看他定然流于小人无忌惮。”由于商业出版促进了话本、拟话本等通俗文学的出版，促进了文化的下移，这就使晚明启蒙思想的影响不仅止于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而且波及普通市民大众。
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出版，没有商业利润的驱使，没有书商和文人的自觉行为，或许也会出现李贽、袁宏道等之类的启蒙思想家，但绝不可能实现大范围、快速度的传播，更不可能形成一股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出版是晚明启蒙思潮的催生婆，它使晚明启蒙思潮从可能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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