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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产业政策之争”的两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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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林毅夫产业政策之争举国关注,令人回想起两年前由杨小凯追思会引发的大讨论。

2016年过去了,有很多值得怀念的事情。作为一位学者,我非常怀念自己也曾热心于其中的“产业政策之争”。这场思想之争,主角当然是林毅夫和张维迎,但众多学者不满足于吃瓜,满腔心血,投身其中,留下了难以尽数的激扬文字,其重要意义,堪称新世纪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上世纪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新世纪的“产业政策之争”必将决定着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在中国的未来,因此有媒体称之为“一场关乎中国前途的辩论”。

“产业政策之争”之所以意义深远,全在于这里的引号。这场争论表面上看是争论产业政策的得失,但实际上有关产业政策的技术性、专业性、实证性的内容基本上付之阙如。争论的重点和焦点,从一开始就在于国家与市场在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重组和升级)中的作用,后来随着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的介入,关注点从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悄然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的三角关系。

不少学者明里暗里贬低这场争论的技术含金量不高,甚至斥之低于1980年代计划与市场之争的学术水平。尽管“槽点”的确多多,但从弘扬正能量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中的闪光点和创新点好歹还是有一些的。篇幅有限,让我们带上墨镜,仅回望一下两个亮点。

市场失灵缘于市场理论的失灵?高校相关教师们还如何教书?

“产业政策之争”最炫目之光,由张维迎点亮。他竟然否定了市场失灵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认定市场本身并未失灵,失灵的是有关市场的主流理论,包括新古典综合派的市场理论。这一亮点,恐怕与产业政策得失的现实问题关联不大了,而是关涉到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是否关涉到国计民生不好说,但一定会影响到全国所有高校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或商学院)以及公共管理学院相关教师的饭碗,即院计师生。一旦市场失灵否定论成立,相关教师所教,相关学生所学,全都必须推倒重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田国强指出,在辩论在表现更优异的张维迎对经济学教育的危害性更大。

当然,相关教师可以通过学习全新的市场永不失灵理论而实现再就业。市场永不失灵论并非张维迎首创,这一说法在奥地利学派的中国拥簇中十分流行。奥派的市场过程论,自有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学术价值,值得在高校课堂上讲授。如果奥地利学派在学术上战胜芝加哥学派,并且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占据主流位置,那么经济学教学必将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但客观地说,这样的情形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发生。

具体而言,奥派的市场理论并不构成对新古典市场失灵理论的冲击,尤其是其中的外部性理论。新古典市场失灵论,论及的是市场交易主体之外的其他各方。无论市场机制的运作是用奥地利学派的过程论还是用芝加哥学派的均衡论来刻画,也无论市场运作本身对交易参与者的结果如何,市场都有可能对外部方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可能是正面也有可能是负面的。市场运作有可能使交易方达成帕累托最优,但加上外部方之后,并不一定如此。这就是市场失灵的情形,而当这些外部方在一定时空范围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公众”,市场交易的东西就有可能从原来的私人物品转变为某种意义上的公共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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