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中国面临的外交风险可分为主观与客观风险。前者主要是决策风险，后者有政治、安全与军事、经济、文化四方面。
以不断提升的综合实力为基础，新一届中国政府在外交工作中戮力进取，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果，中国朝着综合性世界大国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中国立志走和平崛起之路，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历史实践，非常需要频繁反省、总结，以便调整应对，从而尽量少走弯路、少付代价，特别是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纵观过去几年，中国外交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全球治理、周边外交、大国关系等几大方面。但是，在对外事务中有了一个崭新的体验：解决一个老问题后又会遇到一个甚至更多的新问题，以至于出现一种现象：在实力与全球影响提升的同时，面对的压力与挑战也越来越多，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项也凸显成为需要应对的风险与挑战。
中国面对的内部挑战要大于外部。来自外部的政治经济挑战，这已经在2014年12月30日发表的本系列开篇文章《“一带一路”折射的中国外交风险》中进行论述。本文主要分析与外交战略或大外交（diplomacy）相关的内部隐忧与风险（以下简称风险）。总体而言，中国面临的外交风险可分为主观风险与客观风险。主观风险最重要者当属决策风险，其分布于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三个阶段。客观风险甚重，这里循常见分类，从政治、安全与军事、经济、文化四个方面扼要论述。
外交决策均基于不完全信息，因此，决策风险不可能被完全排除，但可有效减少，这需要落实在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三个阶段。
决策前风险。相关信息的收集与筛选是外交决策的基础。全面的信息收集很难做到，但可以在一些原则的指导下使得收集到的信息尽可能全面：正反、好坏、上下、内外、左右、即期与远期。在外交决策前，以公开或不公开的方式，广开言路、收集或听取不同类别机构与专业人员的意见与建议，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外交决策前，这已成惯例。问题在于这些意见与建议的质量。信息的收集与分析一般由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完成，一般而言，他们能收集到的只是某些方面的信息，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决策筛选机构汇总不同机构报送的信息与政策建议后，有望得到相对全面的信息，并判断哪些方面尚缺有力信息，从而设法补全。因此，如果缺乏的是关键信息，决策需谨慎，或者决策选项中备有相应的最坏预案。这在当下具有特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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