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当中曾在过去的苏联当过记者或外交官的人来说，和特朗普档案一同出现的未得到证实的“黑材料”和“虚假信息”传闻，勾起了对我们本以为是遥远的过去的回忆。
在苏联的思维模式中，外国人是一个永久性的，却又无法逃避的危险，要把他们隔离在有人看守的院子里、用无处不在的窃听器进行监视、在大街上跟踪他们、限制他们的出行，并通过宣传控制他们。保险起见地说，克格勃(KGB)编制外国人的不雅材料，大概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能敲诈或驱逐他们。
莫斯科市中心的游客，右侧为克里姆林宫。
和其他许多外国记者一样，我多次成为这类尝试的目标，或者说我发现的至少有好几次。一次是在敖德萨，在处理外国人旅行事务的苏联国际旅行社(Intourist)开办的酒店的酒吧里。闪光灯一闪，一名年轻女子突然抱住我的脖子。在撒马尔罕的一家室外茶馆，有人偷偷给我和一名同事伏特加。之后，我们因为喝伏特加被捕。另一名完全滴酒不沾的同事被人偷偷塞了混有麻醉药的饮料，为的是让他看上去像喝得烂醉。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会立即提出正式抗议，不作多想，把它当作西方记者在一个多疑的警察国家工作要付出的代价。
这些策略有时候会凑效。外交官、间谍和记者因为一些丑恶的爆料而被迫离开的事情偶有发生。但就像眼下这件事一样，它们通常都没有得到证实。毕竟一旦被公开，黑材料就没用了。
即便如此，它仍具有宣传价值，可用于向苏联民众证明外国人多么危险和堕落。事实上，苏联用“帝国主义者”的邪恶来恐吓自己的公民，进而让他们远离外国人的行动，远比我们外国人经历的任何事情周密。苏联时期伟大的地下诗人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Vladimir Vysotsky)有一首歌，说的就是苏联的一名普通工人赢得了出国旅行的机会，后来却被迫陷入了对自己会在“那个波兰布达佩斯”遇到的颠覆诱惑的极度恐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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