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两极分化严重，大城市人口不断流入，相伴而生的是各种暴涨局面和供求紧张关系，包括住房、交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矛盾。而小城市人口不断流出，供求过剩需求不足。
这“暴露出城镇化政策包括现在的做法出了偏差，违背了人的迁移规律，违背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规律。”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新浪专栏撰文指出，城市化、工业化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的基本逻辑是要追求就业，追求收入，追求改善的生活。“而我们老是逆着走”。
樊纲认为，遵循规律、破解难题，需要做大量的调整，不仅仅是简单的控制房价、限购，还包括一些最基本的、更深层次措施，包括设立财产税、房产税、经济制度、经济手段，还包括要调整我们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关于限购，他提到：总觉得需求太大供给太小，就只能抑制需求，限购不是通过供给方解决问题，而是抑制需求。
抑制需求是有道理的，特别是投资性需求。但是现在房价高到社会承受不了，是因为确实需要购买住房的老百姓越来越买不起房了，这就影响到国计民生了。
而“从需求方角度看，不一定限购，办法就是实行房产税。”樊纲拿新加坡房价举例：最近新加坡搞房产税和交易税，新加坡城市中心的房价已经跌了40%。但是这一点我们也迟迟做不了，迄今为止没有列入国务院的议程。
樊纲称，中国土地国有、利益牵扯都不是房产税实施的阻碍：中国改革的经验不就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吗？20年过渡期，从新房子开始征起，老房子卖了才征，你看能不能实行得了？
实行房产税的问题不要跟反腐挂钩，新房新办法，老房老办法。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房产税不管用，樊纲反驳，这违反了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价格肯定是管用的，价格不管用往往是价格没到足够高。上海、重庆搞试点，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房产税当然不管用，如果像美国一样到了3%-4%的房产税你看起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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