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优有劣，有文明有愚昧。一直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中华文化却有一些死角与死胡同。追求圣洁与高雅，还是放任野蛮与粗鄙，除了价值观、世界观，就是文化起关键作用。文明是用文化书写的，反文明、反人类，也是用文化书写的。格调低的文化，会毁坏自己的文明史。作为中国人，应对直面自己的文化黑洞。
从愚民五策到奴才文化愚民五策又叫驭民五术，是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提供的治国术，分别叫做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壹民就是愚民，让民众只知道做听话的、驯服的猪马牛羊。弱民是要通过强大国家暴力机器，剥夺民众的反暴政能力。疲民是通过没有意义的徭役、胡乱的行政指令，让民众疲于奔命，没有空闲休养生息。辱民是有意给民众上手段，褫夺人的尊严与基本人格，让他们屈从于强权的淫威。贫民就是剥夺民众的财富，让他们处于最低生活状态，只能仰息统治者的赏赐与怜悯苟活。
商鞅那种法家与现代法治完全不同，实际是完全对立的，是反人类、反文明的治国术，核心思想是将民众驯化成听话的奴隶。依据商鞅之法治国，必然是专制暴政。秦二世而亡，证明暴政之路没有好结果。或许正是此愚民术卑鄙无耻之至，商鞅本人也在当年遭到现世报，落得五马分尸和灭族的下场。
汉兴首先吸取秦暴政的教训，愚民五策被有所抛弃。不过，从两汉、三国、两晋、隋唐到宋明，法家之术却又总阴魂不散，不时被一些人捡起来，做成儒表法理的东西，继续祸国乱民。但由于儒道释文化的共同作用，法家的邪术只能在中华文化中时隐时现，未能彻底有效施行。这也给中国一条活路，尤其是汉、唐、宋等历史时期，中国或国力强盛，或经济繁荣，在农耕时代在东方独领风骚，领先世界约千年时间。可到了满清时代，仅百万众的满清统治者要统领4亿人的大中国，他们找到大屠杀与文字狱的方法来彻底改造与驯服中国，将他们固有的奴才文化与商鞅的愚民五策充分融合，就让愚民五策进化成彻底的满汉特色的奴才文化。经过满清268年的黑暗统治，中国就一度完全失去了血性、活力、创造力，无法接受新事物和新的改变，虚弱不堪，国外仅几千人到两三万人的洋枪洋炮部队，就可以打得清军狼狈不堪，抱头鼠蹿，结果与列强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奴才文化如今仍在延祸中国，主要表现为官本位文化和迷信某些个精神偶像，一帮人组成极端派的团团伙伙。不敢并且竭力阻止国家拥抱现代人类共有的精神文明，试图继续挟持中国回到蛮荒的阶级斗争时代。
从太监乱政到小人文化一个人只有被阉割才能成为太监。
阉人明显的特征是甘于当奴才、作打手，主要并不在于身体，而在于精神。多数知名的太监确实很坏，赵高、张让、高力士、李辅国、童贯、王振、刘瑾、魏忠贤、安德海、李莲英那些货色，真是一个比一个坏，皆成卑鄙无耻的人间极品。但太监中其实也有好人，如西汉音乐家李延年、唐“忠节中官”张承业、唐“一字活千人”的张居翰、宋抗击契丹屡立奇功的秦翰、宋边防有功的李宪、明创造下西洋历史的郑和、明为人正派的覃吉、明廉洁不滥权的陈矩、明忠心的王承恩、清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清刚正的寇连材等。也有亦正亦邪，正大于邪的宋改革造纸术的蔡伦、明支持张居正改革的冯保、明除刘瑾有功和助王阳明的张永、明平反魏忠贤制造冤案有大功的曹化淳等。汉董卓、三国黄皓、南北朝阮佃夫、隋杨素、唐李林甫、元哈麻、清和珅等虽不为太监，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阉割，比太监更甚。
太监政治的基本特点是通过欺骗、拍马、伪道德等投机手段取得权力，可以献妻杀子、卖友求荣，即便自我阉割也在所不惜。一旦小人得势，就更是两面三刀，口蜜腹剑，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落井下石和奸滑施诈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以争斗与算计为乐为荣为尊，不讲法度，没有基本是非观和基本的道德伦理，总是不停地突破人伦与社会底线。历史上社会大动乱、改朝换代的背后，无不有小人乱政的影子。小人得势，必是君子遭殃。现代社会，大贤大德大智之士屡遭极端派的谩骂与围攻，也是小人文化的一种恶心的表现形式。
从江湖骗局到造假文化江湖骗局古已有之。
欺骗秦始皇羸政的那些方士，徐福者之流，最简单的手段是用长生不老术为诱惑。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也是设计了一个骗局。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寺坡乡）遇洪水，他们率领900士卒眼见无法按期赶赴千里外的渔阳（今北京密云县），便谋划造反。他们用朱砂在一块绸帕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大字，塞到渔民捕来的鱼肚子里，让不知情的伙夫购买。鱼腹中的“丹书”立即令士卒好奇。这还不够，陈胜又让吴广躲到破庙里，在半夜点燃篝火装作鬼火，又学狐狸叫声，山呼“大楚兴，陈胜王！”士卒就相信陈胜是他们的新王了。在暴秦统治下，全国各地早已是火药桶。陈胜、吴广这一起事，很快令造反之风席卷全国，秦虽然还有杰出的军事家章邯等，却已经挽救不了快速垮台的命运。
古代的骗局主要是装神弄鬼的江湖术和政治、军事、学界的种种欺骗。
其中，政治骗术以纵横术为最，经张仪和苏秦二人的实践达到极至，宫廷政治更是要骗得骨肉相残，不管人伦亲情；军事骗术，从《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到《三十六计》，让欺骗发展成一种所谓的艺术；学界欺骗主要是伪学术和伪道德，中国古代伪书也特别多，借“圣人”之名贩卖私货，形成一种伪学惯性，孔儒之学经他们一再篡改，也变得面目全非。
古代欺骗虽然一直很猖獗，但又受到生死轮回报应之说和士绅文化的制约，令普罗大众不那么敢任意妄为。但蒙元、满清大屠杀和满清文字狱，一再破坏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到后来消灭士绅阶层和砸烂一切的“破四旧、立四新”等疯狂社会活动，中国的法治社会又远未建立起来，那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就成为最难治理的顽症了。造假文化泛滥成灾，形成的社会恶果就是处处有陷阱，谁也不能信，谁也不敢信。社会没有起码的信任，实际就散了。
从小脚太太到小鞋文化女性被逼裹小脚，最早可能与汉代赵飞燕及其妹妹赵合德受皇帝宠爱的故事有关。相传她俩貌美如花，身轻如燕，能在人的手掌上跳舞。这显然是无聊文人的夸张描述。到了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有女子小脚被形容为“三寸金莲”，步步莲花，与佛教的莲花圣洁说契合，引得皇帝的惊奇与喜爱，南朝齐东昏侯的潘妃脚小，就成了“步步生莲花”的经典故事，从此，有些有心人就从挑选小足美女到为女子缠足而取悦君王。到了北宋时，开始出现不少缠足女，南宋更甚，再到明清，就连中下层贫民之女，也必须缠足了。女子不缠足，嫁人都嫁不出去。与朱元璋共患难的马皇后秀英未缠足，就成为有明一代的特殊话题，被称为“马大脚”。
小脚是对人性的最严重的摧残，重点是让女性失去独立性，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小脚之风行成后，连女性都以为必须裹小脚，否则就是丢脸，不地道，不配做一个女人。那时，虽然女性变成一个个小脚太太，行动不便，但家务的操劳并不减少，反而加强了。女人做牛做马伺候男人，却又让男人拥有了“七出”之权。女人若犯下“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其中的任一条，男人都可以将其逐出家门，这教“休妻”，实际上男人只要不高兴，哪个女人都可能与这“七出”挂得上。而女人被“休”之后，则一般陷入绝境，不被娘家接纳，也不被社会容忍。
过去对囚犯脸上刺字，让那些人变成低人一等的人类，也与小脚太太有同等功效。这种小脚太太的社会陋习，很自然就变成小鞋文化。有心人发现只要用一些套子套住别人，就能让一些人长期或永远受控制。小鞋文化重点是从肉体控制到精神控制转化。在南方沿海，有一种人叫做疍民，他们被宣布为贱民，永世不得上岸，只能靠打鱼为生。蒙元将人分成四等，分别为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和南人，南方的人就变成最低贱的人种。幸亏蒙元统治时间不长，否则中国也会像印度一样，产生荒谬的种性制度。科举制度本身也有了给人穿小鞋的神力，曾规定商人子弟不得参加科举。在官场上，给人穿小鞋的手段就更多了。谁得罪了某官，就是花样繁多的打压。现代社会，穿小鞋的手段更多了。以前，你是所谓“地富反坏右”，就打入另类；农民则被固化在田地里，农业户口就成为束缚农民的一个紧箍咒；招工、上学、参军，都可以变成让你不得志的手段；食用品短缺，凭票供应，随时也可以断了一些人的活路。后来，更多在职称评选、晋升、工资、地域和身份歧视等方面给人穿小鞋。小鞋文化渐渐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让受害人真切地感受出来。
从闭关锁国到自大文化远古时的中国，视周边民族为不开化的蛮夷，最早将他们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简称四夷。接着有了九夷之分，分别为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再后来，才有了鬼方、土方、匈奴、犬戎、鄯善、精绝、龟兹、乌孙、乌桓、鲜卑、马韩、辰韩、肃慎、沙陀、党项、吐蕃、南诏、女真、契丹、蒙古、突厥、女真、柔然、契丹、丁零、回鹘、羌、氐、羯等复杂的称谓。从文化来看，少数民族一直比较落后，也就造就了华夏文明理所当然原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中国因此长期以老大自居，很享受所谓万邦来朝的感觉，从来不需要闭关锁国。到了明朝，因海盗滋扰和北方蒙古搔扰，北方重修长城，沿海全面海禁，那与真正的闭关锁国不是一回事。海禁一事，到1567年，就实行隆庆开关。主要历史背景是对付以倭寇为主的海盗，明军有了应对之法。
到了满清时，则采取完全闭关锁国之策，禁绝中外交流。
满清闭关的重要理由是丝绸、香料、瓷器等赚取白银的拳头商品，必须官营，同时将西方工业革命之初的新产品视作奇技淫巧，不愿意其流入民间，故务必禁绝海外民间通商。满清又特别提防汉人掌握枪炮等制造技术，只有严格闭关锁国，才能防止汉人造反。
1796年，英王派马戛尔尼率领使团，带来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仪器、仪表和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作贺礼，以求拜会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帝），打开中英通商大门。孰料，弘历与一帮子满清官员对那些不屑一顾，断然拒绝与英国的能商要求。
44年后，英国就因鸦片贸易纠纷，直接用洋枪洋炮敲开中国大门了。
可笑的是满清在1840年被洋枪洋炮打得七零八落，却仍然沉迷不悟。从皇帝到文武百官，依然在事实面前认为他们非常强大。到1900年，义和团吹牛称自己可以凭念咒之类的神术打败洋人，到那时，掌实权的那拉兰儿（慈禧太后）竟然据此向11国宣战，结果，北京城被仅有两三万人的八国联军轻易攻破，清廷被迫签订最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然而，这样的历史教训，还是没有真正将中国唤醒。国家越弱，反而越需要自我吹牛。到了20世纪，闭关锁国居然还要再来一次，继续义和团那种狂热的红卫兵，仍然要再一次让中国变成世界的笑料。直到至今，有些人还未从自大狂妄的那个臆淫劲中缓口气来的，一个个亢奋成铁公鸡似的，以嘴炮党的姿态傲然于世界。
从文字游戏到无聊文化中国人爱听好话，奉承话。
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在皇觉寺做和尚时，曾在庙壁上题诗明志。后来当了皇帝，故地重游，却见壁上题诗没有踪影，不禁勃然大怒。方丈眼前大祸临头，赶紧作诗曰：“圣上题诗不敢留，诗题壁上鬼神愁。谨将法水轻轻洗，犹有龙光射斗牛。”题诗连鬼神都害怕，龙光可以直射南斗星、牵牛星，龙气实在太牛了。这下子令朱元璋转怒为喜，大大奖赏了寺院和尚们一番。
不仅要能将人夸上天，而且还要有颠倒黑白的功夫。历史上最著名的是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朱厚熜当皇帝时，鞑靼入侵河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本是大功一桩，但曾铣是首辅夏言的人。严嵩以“轻启边衅”、“掩败不报”、“克扣军饷”和贿赂首辅夏言等语构陷夏言与曾铣，结果反让夏言与曾铣因此战受祸。
文字可以捧人又可以杀人，就变成中国人特别爱钻研的文字游戏。满清大兴文字狱，雍正年间一次科考，江西考官查嗣庭从《诗经·商颂·玄鸟》中“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出题《维民所止》，原意是关注民众的栖息、居住之意，让考生从勤政爱民上做文章。不料，爱新觉罗·胤禛认为“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是要杀他的头的意思，便制造了著名的査嗣庭科考“维止”冤案。
人们精于文字游戏，穿凿附会，将中国文字弄成一种深澳的学问。
“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经济下降”变成“负增长”，“失业”变成“下岗”、“待业”，“失败”变成“虽败犹荣”，另一边厢又可将建言献策说成“别有用心”，提意见、讲实情说成“唱衰”国家，敢做敢为说成“出风头”等，不一而足。又有“一分为二”所谓辩证法，凡事正面说反面说都成立，某人犯下历史滔天罪行，却说其“出发点是好的”，为后来人留下“宝贵的经验”；某事成功解决了重要问题，却可“一分为二”的方法，看出此事也不能算完全正确，要历史地看到其局限性。近二十年来，那些人还成功将熟知的词汇歪解、曲解，让小姐、同志、老师、公知、精英、大师、专家、教授、和谐等纷纷变成贬义词，而屌丝、牛逼、逼格、土肥圆、绿茶婊等粗俗词，或有了一定的自谦式褒义，或变众人爱用的日常语。
在文字游戏的背后，是失去基本的概念约定、是非之别，令许多人在思维模式上变得尤加轻浮、碎片化和无所谓，反正任何理念、任何事、任何人都可以任意解构，对事实、义理、逻辑也不需要任何的尊重，只需要满足于情绪化的精神发泄，最后的结果，就是娱乐至死，大家在无聊文化中消散自己，醉生梦死。
没有先进的文化做支撑，人们的精神世界是散乱的，杂乱无章的。一直说中国人喜欢窝里斗，就与这些不良文化有着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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