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7年1月20日中午，北京时间2017年1月21日凌晨，共和党人、地产商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国会山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45任总统。
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对华关系方面，竞选期间和当选后，特朗普频频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抢走了数百万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并扬言要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45%的惩罚性关税，甚至试图挑战中美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均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些言论和举动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么，特朗普方面未来的对华战略将呈现何种态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达巍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既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确定性主要在于其对华战略执行的环境，以及特朗普个人对中国的定位、其对华战略目标以及战略手法；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从特朗普个人战略考虑转化为政府战略及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内部政治及其发展演变。这些确定因素与不确定因素叠加，决定了特朗普政府短期内的对华战略。
当地时间2017年1月20日，美国华盛顿国会山，特朗普在美国第45任总统就职典礼上宣誓。
预判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未来的对华战略，是一项非常困难且有巨大风险的任务。特朗普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没有任何政策方面的“历史记录”可供追踪，他在竞选中发出过不少颇为“业余”或自相矛盾的言论，让人怀疑他对国际事务的熟稔程度及他对当选后对外战略的深思熟虑程度。他的外交与安全团队目前还在组建过程当中，而团队关键成员的组成、未来美国政府行政分支与立法分支之间的互动、共和党建制派与特朗普团队的关系，都对美国对外战略以及对华战略实施具有巨大影响。
在当前阶段，要前瞻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仍然只能主要依据特朗普本人、其身边侧近人士，以及美国共和党主流的言论。特朗普当选后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电话这一事件可能是目前唯一具有重要政策参考意义的行为。基于上述有限条件，本文将尝试分析未来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中的相对确定之处，并指出若干目前尚无法确定的关键因素。这些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叠加，决定了特朗普政府未来对华战略的基本走向。
一 确定性：特朗普的战略设想及实施环境
讨论未来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政策时，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不要对特朗普的竞选言论太过当真。美国总统当选后，一般会执行与其竞选言论不同的政策。然而，美国学者对美国总统史的研究证明，这种观点可能并不准确。美国学者迈克尔•克鲁孔斯（Michael G.Krukones）在1980年代的研究表明，从伍德罗•威尔逊到吉米•卡特这60余年，美国总统平均实现了其73%的竞选承诺。美国“政治事实”(PolitiFact)网站则发现，奥巴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70%的竞选承诺。（伍德罗•威尔逊生于1856年，卒于1924年，民主党人，1913年至1921年担任总统。吉米•卡特生于1924年，民主党人，1977年至1981年担任总统。——编注）
关于如何对待特朗普竞选期间的言论，美国专家与媒体中的另一种常见说法或许更有参考价值，这就是“要认真对待,但不要依据字面意思对待特朗普”（Take Trump seriously, but not literally）。作为一个已经年届七十、既无需图名、也无需图利的人，特朗普自掏腰包参加总统竞选，应该有其个人的政治议程需要实现。况且，无论特朗普个人投身竞选时的想法如何，在其引领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本土主义潮流，造成美国政治的大地震之后，特朗普已成为这股美国思潮的代表。其上任后虽然不可能兑现竞选期间提出的每一项具体政策，但是应该会着力兑现核心承诺，体现其所代表的政治方向。
从特朗普的著述及其竞选言论来看，以下几点是未来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中的相对确定因素。
（一）
中国在特朗普本人的战略考虑中的定位是确定的：中国既是一个外交议题，也是一个事关美国国内经济的议题。在特朗普的战略“大盘子”中，中国的地位非常重要。
就未来特朗普施政计划而言，内政问题特别是经济、就业与移民问题的重要性超过外交。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在选举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根本原因是其抓住了全球化对美国部分人群带来的挑战。因此，特朗普上任后，首要任务将是回应其支持者的政治诉求。特朗普从根本上说将是一个“内政总统”，主要时间与精力将花费在内政事务之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原本不应该是特朗普关注的最核心议题。但是，在特朗普眼中，经济、就业等问题与全球化、对外关系密切相关，与对华战略密切相关。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及中国时，基本都是从“经济竞争者”的角度看待中国，包括频繁指控中国“盗窃了美国400至700万就业岗位”、“坐拥5050亿贸易盈余”、“放任人民币贬值”、“进行不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中国正在强暴美国”等等，可以说，在特朗普眼中，中国直接关系其经济、就业等核心竞选目标能否实现。
冷战结束以来的近三十间，中国一直以“意识形态异质国家”、“地缘政治竞争者”、“经济竞争者”三种混杂的身份出现在美国历任总统的对外战略当中。过去每届美国政府强调的重点虽然不同，但主要强调前两者。特朗普则几乎从纯粹的“经济竞争者”的视角看待中国，相对并不重视另外两个身份，这在过去历任总统身上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特朗普当选后，选择在对华经贸问题上态度强硬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担任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并选择亿万富豪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担任商务部长、前里根政府时期的贸易官员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担任贸易谈判代表，均显示其要在中美经贸关系问题上示强的倾向。
（二）
特朗普的对华战略目标相对确定。从以上战略地位的分析已经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特朗普的对华战略目标，一是要解决其眼中所谓的“中国经济威胁”问题；二是解决其心中“美国不受尊重”的问题。两者一个是从经济层面，另一个是从心理层面完成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
从经济层面看，特朗普提出的目标相对明确，即试图扭转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不平衡”状态。特朗普眼中的“不平衡”，既包括试图将流向中国的产业拉回美国以创造就业机会，也包括中美两国的贸易平衡问题，还包括美国战略界与经济界近年来越来越多强调的中美之间的“互惠性”问题，即：美方认为美国市场与社会较中国相对开放，需要让中方加大对美国投资的开放程度。特朗心理层面的目标则比较模糊，其实现程度也难以衡量。特朗普不断攻击奥巴马政府对华“软弱”，吹嘘自己“善于与中国人做交易”，“知道如何打败中国人”。除经济问题外，特朗普将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以及朝核问题的久拖不决，都看作是中国“不尊重美国”的表现。特朗普的个性喜炫耀、爱表现，他在心理层面试图追求一种“他一出马，中国立即服软”的形象。
（三）
特朗普对华战略的手段是相对确定的，即试图通过尽可能少地运用权力资源达到战略目标，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关于其对华战略手法，又可从以下几个层次出发去理解。
首先，在如何使用美国实力抑或权力资源的问题上，特朗普以战略收缩为根本取向。特朗普从狭隘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对国家利益的界定非常狭隘。他强调“美国优先”，也就是更谨慎地使用美国的权力资源，将其尽可能地集中于美国国内：“除非绝对有必要，除非我们有计划能取得胜利，否则我永远不会派部队参战。”他多次要求日、韩、北约等盟国为美国分担负担，也是狭隘国家利益观的集中体现。从全球看，特朗普政府真正能够投入权力资源的地区可能仅有中东。在对华战略上，未来特朗普同样希望追求“低成本、高收益”。
其次，在不愿将美国的权力资源投入美国之外的同时，特朗普可能倾向于通过非常规的外交动作，虚张声势，对其他国家形成心理压力，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一直自诩拥有丰富的谈判和交易经验。在其2015年11月出版的《跛脚的美国：如何让美国更加强大》（Crippled America: 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一书中，特朗普多次宣称自己要让对手惊奇，让对方感到不确定，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从12月2日与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话这一事件看，其能够采取的非常规动作可能是跳出既有政策框架，不计代价发起“胆小鬼游戏”博弈，迫使对方让步。
特朗普敢于采取这一战略的基本盘算是：美国的综合国力强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需要美国的程度，超过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程度。此后，特朗普在不同场合数次表示，如果中国在其关心的核心问题上不作出让步，其未来未必要接受“一个中国”政策等。这些表述也显示，特朗普希冀通过抓住中国最在意的一些核心利益向中国施压，哪怕这些手段超出过去几十年美国两党的共识且十分危险也在所惜。
第三，特朗普高度强调实力建设，特别是军力建设。特朗普反复强调，美国要“支出必要的经费来重建美国军队”，形成历史上最强大的军力，因为“外交的一切都始自强大的军力”。特朗普多次引用里根“以实力求和平”的名言，彼得•纳瓦罗甚至在2016年3月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将特朗普的相关主张概括为“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特朗普强调强化军力建设，除了强化对外战略工具之外，也包含通过拉动军工产业产生就业机会、拉动经济的考虑。特朗普团队公布了将海军舰只数量从274艘增加到350艘的计划。
强化军力建设显然并非一两年可以完成，但是中长期这一目标如果取得进展，一是可能对亚太地区和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能引发军备竞赛；二是对中美军力相对平衡产生消极影响；三是可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强化美国同盟体系，让盟友（特别是日本）在同盟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推动美国的五个地区双边同盟（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进一步向网络化方向发展。
第四，特朗普政府在追求“低成本、高收益”的过程中，使用权力资源的“灵巧”程度将较奥巴马政府大幅后退。特朗普相信强力，在外交上主张单边主义，愿意在双边层面解决问题，厌恶多边主义。这与强调多种权力资源并用、更愿意借重多边舞台的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形成鲜明对照。一定程度上，特朗普政府将返回2001~2009年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外交手法。
就其亚太战略而言，虽然美国对亚太地区重要性的认识已成两党共识，未来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不会削弱，但在经济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已“死”；在外交上，特朗普单边主义、“抓大放小”的偏好也有可能导致美国在亚太多边机制中活跃程度下降；在军事上，扩充军备、重心东移实际上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即已开始，扩充海军等计划即便能够突破军费和财政限制，落实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因此，实际上未来特朗普政府推动亚太战略的动能可能有所减弱。
（四）
还需要看到，特朗普个人再“非常规”、“反建制”，其对华战略也不是在真空中执行的。特朗普的对华战略将受到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美国国内对对华战略主流观点等因素的塑造和限制。
这些环境因素变化较慢，因此也是影响特朗普对话战略的确定性因素。
其一，特朗普政府未来对华战略走向，势必受到当前美国国内对华气氛的影响。近四五年来，美国国内对中国的看法出现若干重要变化，整体明显趋向消极。一是美国开始从所谓“强大中国范式”出发看待中国，认为中国已变成强国、富国，过去美国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时可以接受的条件今天变得难以接受；可以具备的“耐心”今天逐渐消失，美国国内要求中美两国在经济和社会交往中要“互惠”、“对等”的声音十分强烈。二是由于中美近年来在网络、南海、东海等问题的激烈博弈，美国国内认为中国外交变得“强硬”，而背后一大原因是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太软”，要求对华“示强”的声音十分强烈。三是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走向没有朝向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对华“幻灭”、“失望”情绪强烈，要求改变对华“接触”战略的声音大大抬头。在整体偏向消极的气氛下，特朗普的对华战略的基本取向必然是倾向对华强硬的。
其二，中美关系战略性相互依存的性质将对特朗普对华战略的消极取向产生限制。中美两国均为核大国，双方都无法承受军事冲突带来的巨大风险；中美经贸关系十分密切，双向贸易、投资额十分巨大，尽管美方有种种怨言，但如果这一关系受到实质伤害的话，对美国的利益也是十分重大的损失；双方有密切的人文和社会交流。此外，中美建交37年来，双方国内都形成了支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巨大的正面力量。正因如此，12月2日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话后，美国国内舆论普遍批评特朗普的行为偏离两党“一中政策”框架。两个大国在军事、经济和社会上都形成非常紧密、大规模的相互依存关系，当今世界也只有中美两国如此。
其三，特朗普施政将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制约。美国两党制及三权分立的制度将会对特朗普形成掣肘。无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向积极和消极哪个方向移动，最终都会受到国会的制约。特朗普要重点推动的税收、关税、基础设施等议题都与国会有关。未来美国政府中的“建制派”也可能对特朗普外交形成一定的缓冲作用。建制派的政治人物、美国政府官僚机构都会遵循美国长期的战略走向，缓冲特朗普的主张。此外，美国舆论将对特朗普形成强大的监督与制约。美国媒体多数倾向自由主义，特朗普上任后将面临极其严峻的媒体环境。两年后国会将举行中期选举，四年后又是总统选举。媒体的不断“唱衰”与争取选民支持的压力将从特朗普入主白宫第一天开始与其如影随形。
从以上确定性因素，我们可以推断出特朗普个人在对华战略上的基本取向：高度重视中国；对华态度在美国战略界的整体带动下可能趋向消极；主要聚焦经济议题，其他地缘战略议题可能被其用作对华施压的手段、筹码；战略手法上试图“少投入、多见效”，面对诸多国内政治制约，等等。
二 不确定性：从战略设想到具体政策
特朗普个人对未来对华战略的基本考虑并不等于其政府未来的具体政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总统的个人意志要通过主要官员及主要官僚机构转变为政府战略；在此之后，政府战略还要再经过中下层官员转变成具体政策。同时也需要注意，任何国家的对外战略及政策绝非一个单方面的施动过程，而是一个与战略的实施对象以及其他相关行为者的复杂博弈过程。在此过程中，各方面力量互动可能将深刻改变既定战略的实施。这些就是未来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一）
在未来战略制定与执行中，特朗普与共和党主流派、强硬派谁占据上风？
特朗普虽然是一个“非典型”共和党人，但毕竟未来执政必须依靠共和党提供政治支持与人才保障，因此是共和党“驯服”特朗普，还是特朗普控制或者裂解共和党，不仅是目下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也影响到未来的美国对华战略。
共和党内部当然有各种不同派别与观点。要观察其当下主流观点，该党2016年7月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纲是概括其主流观点的最好的文本。政纲是美国两党党内主要派别妥协折冲后产生的文件，也得到总统被提名人的认可。具体到共和党，这一文件虽不能完全决定未来美国政府的走向，但却是党内的“最大公约数”，反映出共和党作为一个整体希望实现的战略目标及在战略手段上的偏好。
观察共和党2016年政纲，与特朗普的战略设想有一定的重合之处。其一是与特朗普一样，强调世界的性质是“危险”的，美国正处于“国家安全危机”当中。其二，呼应特朗普的观点，以很长篇幅强调了军队建设问题。第三，同样强调中东地区蕴含的对美国的威胁，并且“中东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危险的时期”。这些相似之处，都支撑了前述特朗普的战略考虑。
除了相似点之外，共和党政纲与特朗普的竞选言论又有着巨大的差别。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共和党坚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两党的国际主义视角，即从全球视角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对外战略。政纲“再次强调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历任共和党总统所建立的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表示要“打造新的和平与繁荣的美国世纪”。在这一总目标之下，政纲强调在亚太、欧洲乃至国际组织中美国都要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强化传统盟友关系，而且更多地从地缘政治敌手的角度审视中俄等大国。这一差别将决定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基本取向究竟是扩张性的还是收缩性的。如果特朗普政府的最终对外战略比特朗普本人设想的更为进取，那么还要看其进取的方向。
如果中东与反恐成为其“主攻方向”，那么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可能会相应缩小；如果亚太甚至中国成为其“主攻方向”，显然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降大大增加。
（二）
特朗普的亚洲及中国政策团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收共和党温和派人才？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其团队内几乎没有主流的亚洲问题专家。胜选之后，在目前已经公布的内阁级官员中，仍然没有“中国通”乃至亚洲问题专家。目前，未来特朗普政府的中层官员（尤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任、助理国务卿、助理国防部长三个职位）人选尚未公布，而这些人是未来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实际“操盘手”。在高层缺乏了解亚洲政策专才的情况下，中层官员的作用就更加关键。因此这批人选是未来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一个关键不确定因素。
目前特朗普身边聚集了一批共和党保守派乃至新保派人物，包括一些布什政府时期的官员、一批对华强硬派国会议员的助手等。这些对华强硬人士试图从根本上修订对华政策，尤其是改写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12月2日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电话这一事件，正是这一群体的“杰作”。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是否将被这些人“绑架”，只能拭目以待。如果其政府的外交与国家安全团队是一个混合体，集合了特朗普的贴身幕僚、共和党保守派与新保守派、传统温和共和党人等，那么在其执政初期，各派力量或将发生激烈冲突。各种力量之间关系如何，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决策和实施模式为何，都将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走向。
（三）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中美以及第三方将如何互动？
历史经验表明，执政之前或之初的战略设计与后来真正实施的战略之间往往相差很大。回顾历史，里根总统上任前，曾经表态要与中国断交，恢复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头两年，坚持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小布什政府上台前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上台后曾宣布台湾为“非北约盟友”，誓言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这些战略设计，或是经中美双方的斗争与博弈被迫逐渐修改、放弃，或是因“9•11”事件而改弦更张。同样，特朗普政府未来的对华战略，也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特朗普执政之初（甚至包括上台前的动作，如此次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话）的种种动作。此外，朝鲜半岛、中东形势等第三方因素也可能改变美国对华战略实施的路径。
（四）
特朗普的对外战略与对华战略包含几个自相矛盾之处，其未来如何发展演变，目前仍高度不确定。
其一是特朗普慎用权力资源与强调“被尊重”的心理感受之间的矛盾。特朗普一方面宣称“美国优先”，不愿将权力资源使用在海外；另一方面又宣称要让美国“受尊敬”，其个性在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可能会趋于激烈反弹。特朗普希望在全球能够实现“不怒自威”的效果，这与当前国际关系的现实、美国当前的实力地位严重不符。在其任期内，美国遭到某个、某些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严重挑战，将是大概率事件。在这种情境下，美国想在不投入的情况下实现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投入，特朗普政府又如何避免小布什政府的覆辙，维持其战略平衡，对其将是严峻考验。相关形势的发展，当然会对其对华战略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
其二是特朗普要扩充军力与其财政能力之间的矛盾。在特朗普宣布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中，一方面他要减税，另一方面要又要扩充海军、推进5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等，这些将在财政上造成巨大的困难。
三、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对未来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走向作出如下判断：
第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设计是清楚的。在特朗普意欲实施的内外战略中，中国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按照特朗普的战略设计，其对华战略的强硬面、消极面将较奥巴马政府大幅上升，但将主要体现在经贸议题上。相应地，中美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有可能趋于缓和；中美也有可能就经贸、地缘政治甚至意识形态相关问题达成某种默契与理解的框架。这个总体的战略框架虽然还有待细化与落实，但是思想来自特朗普本人，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主线、明线，是我们评估未来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还在形成和发展过程当中，共和党保守派与共和党主流温和派影响力的消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否被误导、甚至“绑架”到反华方向上去。在其胜选后，特朗普希望通过台湾问题对中国在心理层面“先发制人”，为未来与中国的博弈奠定心理优势；其幕僚与顾问则急于将积攒八年的对华负面情绪释放出来。两个层次在目标与动机上并不一致，但在具体行动方案上却达成了一致。如果处理不当，台湾问题可能导致特朗普的对华战略被错误地绑架到与中国对抗的路线上，更导致强硬派与新保守派绑架特朗普的对华战略决策。
第三，2017年中美关系很可能将经历颠簸的一年。特朗普本人在经贸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其中低层团队过去十余年间积累的对华敌意可能将集中释放。未来其政府内部的人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政策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将步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后尘，经历一个“学习曲线”。按照美国政治运作的惯例，新总统上台后一年左右，其班子可能经历一次调整。如果特朗普任内同样有这样一轮调整，调整后特朗普本人与共和党温和派的力量能够主导对华战略，中美关系才有可能逐渐回升，甚至走向比较积极的通道。
第四，面对特朗普对华战略的调整，中国需要作出以下调整与回应。
其一，要对2017年中美关系的紧张做好足够的心理和政策准备。其二，必要时要对特朗普政府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动予以精确、有力的回击。所谓精确，是指中方的回应是“行动对行动”，是回应特朗普政府损害中国利益的具体行为。中国仍然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维持总体和长期稳定。所谓有力，是中国须迫使特朗普政府尽快走完“学习曲线”，改变美方“中国需要美国更甚于美国需要中国”、“对华强硬中国也无可奈何”的错误认识。其三，坚持自己的节奏，不被特朗普的心理攻势及“以实力求和平”的策略牵着鼻子走。特朗普的心理攻势背后，实际上难掩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现实，及特朗普不愿使用美国权力资源的战略考虑。在博弈中，调门越响，有时越是不愿意使用实力的表现。对“以实力求和平”的鼓噪，需要看到，如果实力不使用，拥有再多的实力也没有用。因此中国要保持战略清醒，决不能落入军备竞赛的陷阱中。第四，在坚决斗争的同时，尽一切可能扩大中美合作的基础，特别是经济合作。在中长期内，中美关系势将回到1972年以来两国领导人所共同开创的正确轨道上来。其五，针对美国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中后撤的情况，中国可以更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化与全球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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