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时分，师弟张力教授发来微信：纽约时间22:24，张师在家人、学生的陪伴下在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溘然离世。一时凝噎，顿作倾盆。傍晚返京，青灯黄卷，写一点文字，寄无限哀思。
一一九九八年，我脱离警界，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正式开始行政法学研究生涯。当时，行政法学实行导师组负责制。一九九九年初，根据导师组的安排，张树义教授担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在此之前，先生还指导过肖泽晟、李昕、李洪雷等师兄师姐。用先生的话说，我和殷志文是第一届完整带的硕士生。当时，先生刚刚从澳门工作返回，生活简朴，如同初创。每日骑自行车到研究生院上班，微笑着跟老师同学打招呼。
先生是行政法学界著名的“控权论”者，指行政法学任务是限制政府权力，与北京大学龚祥瑞教授观点一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行政诉讼法颁布后，时论认为，行政诉讼案件将如潮水涌向法院。先生和龚祥瑞、姜明安先生对此抱有谨慎乐观，一道就行政诉讼法实施作了调研，最终形成《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成为行政法学田野调查的第一本力作。一九九一年，先生和张尚鷟教授一起，组织马怀德、吕锡伟、陈国尧、蒋惠岭等学者写作了《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提出行政法学是“被人们遗忘或误解的学科”，处于低谷状态，认为中国行政法学必须因应行政诉讼法的实践问题，才能走出低谷。该书实际上是行政法学依托行政诉讼法实施发展的重要著作，奠定了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进路基础。循此路径，一九九二年，先生出版了《冲突与选择》，提出行政诉讼法的出台，是一部充满冲突与选择的历史，行政诉讼法锋利如剑，深掘封建专制的老根，行政诉讼法如镜，透视矛盾冲突和思考选择。先生进而提出，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法学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政府权力滥用。龚祥瑞先生一九九六年离世后，张树义教授成为公开倡导控权论、并与PH论、FW论等维护官方理论论战的少数学者之一。时至今日，有限政府写入政纲，方显理论成色。
先生的课堂是个辩论场。这里没有说教，只有引导；没有严肃，只有活泼；没有陈词，只有新知。先生坐在课桌上，微笑提问；学生或站或卧，论辩激烈。先生讲课的内容和角度往往与其他教授有异，讲课方式慷慨激越鞭辟入里娓娓道来层层剥茧，往往使人豁然开朗醍醐灌顶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学生与先生围坐，先生与学生对谈，林间春花烂漫，窗外夏雨阵阵、缁帷秋叶婆娑，杏坛冬日暖阳，教益于思，受惠于思。
就学期间，先生说，韶华易逝，诸君努力，要勇于著书、立说、讲学。一九九九年，先生受邀组织编写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行政法学的编写，我承担了国家赔偿一章的撰写。作为硕士研究生，我无意于也不可能在这么重大的教材上署名。先生与法律出版社协调，坚持要我署名并注明硕士研究生。当时，我二十五岁，在研究生院轰动一时，还因此获得了一笔在当时看来不菲的稿费。二〇〇〇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新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先生带领殷志文、姚国建、刘井玉、赵宏和我写作了《寻求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一书。后记中，先生痛斥了导师不重视学术训练的问题：“身为导师，知流弊而不敢言，何为人师？故此放言。愿闻者理解，我是对事不对人的。”先生课题经费缺乏，但他用微笑鼓励大家只管写作，他主编的一系列重要书籍得到顺利出版。参加写作的青年们，目前大多在行政法学界颇有建树。用中国政法大学颇敢言的何兵教授的话说，先生所带的学生，成材率很高。
二攻读研究生期间，是我生活上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山西经济状况整体不景气，父母亲陆续下岗。我从事警察工作时间较短，几无积蓄，在生活上节衣缩食，十分困窘。早餐甚至舍不得买一个鸡蛋。先生得知后，协调学校，聘我作教授助理，并给法大本科、中央财经大学本科授课，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先生的儿子高考复习，他嘱我帮助辅导。手忙脚乱辅导几次后，先生要支付我家教费。我推脱几次，先生坚持，只得收下，感念不已。我要说，没有先生的支援，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完全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在写文方面颇有些自信。上小学时，作文就曾经登载在当地报纸上，感觉良好。先生说，你的文章内容虽然有些深度，但生僻词语太多。我注意到先生的文章，都是通俗而深刻的语言。因此，我刻意作了些训练，为今后从事公文写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研究生属于珍稀物种，毕业无忧，也没有学业压力。先生说，圣贤可学而至也，法学巨匠是可以学习而至的。他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绝大多数内容，前人已经论及。之所以《论法的精神》彪炳史册，一是由于孟德斯鸠的学术训练功底，二是由于他有成为巨匠的强烈愿望。一时梦中惊醒。我之所以十几年不停爬梳，实有赖于铭记先生的鼓励。目前虽然著作有了一大堆，自忖不成样子，希望不负恩师殷殷教诲！
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是先生的指引。十七年前，研究生毕业，炙手可热。由于困顿经历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毕业做选择时，我心仪北京某法院的待遇。某法院也日日电话传呼催促签约。我同时考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征询先生意见。先生说，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将成为你一生的荣耀！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后，办案、写作和思考，成为我的生活状态。
先生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先生赠送《冲突与选择》给我，扉页写着“生当忧患，死当安乐”。他跟我说，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和死亡赛跑，要有忧患意识，才有圆满人生。如今，一语成谶，忧患的先生已然离世，不知天堂是否平安欢乐？
三生就的忧患、缺乏节制的烟酒、无尽的讲课、昼伏夜兴的写作极大影响了先生的健康。大约五年前，先生在学校体检时发现外疮。按照外疮治疗一年后，确诊为直肠癌中晚期。业内人士说，这种治愈率极高的癌症并不危险。我和大家一起寻求医疗帮助。最高人民法院蔡小雪高级法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焦洪昌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方等提供了有效而无私的帮助。
疾病没有摧毁先生。化疗之后，反应强烈。弟子张力、李佳等昼夜守候。先生脸色苍白，神色如常，甚至与我们谈笑风生。几十次放化疗之后，体重减轻，精神如常，交流如常，风趣如常。他似乎并不在意终究会到来的离去，在大家注视的、晶莹的泪光中，他始终保持一种长老的微笑。
两年前，先生去美国治疗。先生的儿子儿媳张然夫妇、其他几个弟子和我一起去机场送行。隐隐感觉大洋彼岸——先生写作《旅行的意义：美国社会观察》的地方——先生自我放逐的地方，可能成为他最终流连之所。送行时，先生展示着他一贯的平静和微笑。先生转身而去踯躅离开后，一个中年男人竟然不住啜泣起来。
蓟门好烟柳，学道有纬经。
先生在高处，此心光而明。
谨以此文拜祭先生。
张树义先生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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