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都知道，在山东发生了一件事，山东建筑大学的邓相超教授遭到了“毛左”的围攻。我们很多人可能本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因为这次事件，让我们知道了这位学者。
其实，因为中国现在社会撕裂很厉害，左右争论很正常，但是我们最大问题在于国家介入了，国家没有保持中立。据说，这次左派要求处理邓教授的集会还得到了官方批准。当然，这本身没什么，左派言论也有自由。问题是，国家没有平等对待，要求维护邓教授言论自由的集会肯定得不到批准。还听说当时有国保在现场，但是并没有对邓教授的支持者及时采取人身保护，导致他们集会的时候受到了一些肢体上的攻击。如果这样的话，国家就更加失职了。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政府在故意纵容左派，打击自由派。
如果这样，国家就没有履行一个基本义务，那就是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这样下去很危险。因为无论政权是通过什么方式取得的，任何一个政权取得之后都要回归和平秩序和正常治理模式，维持和平与秩序就是这个国家所应尽的最基本义务。在左右对立的争论当中，国家本来应该保持严格中立，不干预自由辩论。但是如果出现任何暴力，国家就不能置身事外了，因为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反暴力。现在，国家该干预的时候没有干预，反而在不该干预的时候限制了社会一部分人的言论自由。后来山东省政府、省政协和建筑大学处理了邓教授，免去了他的职务。这种干预方式只会加深中国社会的撕裂，左派会因为国家支持或纵容而越来越激进。
在这种环境下，自由派该怎么办？还能不能比现在做得更好，让中国社会回到和平的状态？也许还是有的，因为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确实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包括一定程度的事实上的言论自由----不是制度上的言论自由，国家要限制还是可以限制，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话了，政府要管也未必管得过来，尤其是互联网发展之后。
但是，言论自由却没有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团结，反而让它变得更加分裂和对立。事实上，这种分裂不仅在左右之间，在自由派内部打得也很激烈，争论的时候动辄上纲上线，甚至人身攻击，没有什么底线。根源在什么地方？
首先需要注意，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本来，宗教可以是团结一个民族的力量。中国因为长期的无神论教育，改革之后宗教自由也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导致人口中的信教比例仍然过低。盖洛普有一个抽样统计，中国真正信教的可能只有11%，绝大多数或者不信教，或者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宗教自由缺失带来宗教信仰的缺失，它所产生的后果是全方位的。除了不能给社会带来凝聚力，造成我们之间彼此不信任、机会主义“搭便车”盛行、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难以展开之外，没有宗教信仰还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它会让我们变得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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