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宣布不再参选，令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增添不少变数，舆论亦纷纷讨论特首宝座将花落谁家。包括民望较高的“品客叔叔”曾俊华、近期与北京互动频繁的“好打得”林郑月娥、颇具争议的“港岛票后”叶刘淑仪以及退休法官胡国兴在内的几位参选人也已全部浮现水面。几位被媒体追逐的热门人选，有的辞去官职获批，有的忙着运作参选准备。
从几位颇具潜质的参选人发布的竞选政纲与口号来看，他们都很有信心在胜选后能够通过自己的治政能力，舒缓各政党、各团体的矛盾，振兴本土经济发展放缓带来的萎靡，治理因贫富差距埋下的隐患，平复社会撕裂带来的不满情绪以及减轻陆港两地的融合障碍，最后带香港走出困境，进入一个新的健康的局面。可是，“说时容易做时难”，当上了特首，实现这些目标就很容易吗？
林郑月娥日前谈到参选特首时称，担心若选委选出的特首人选不为中央接受、中央不作任命，会出现宪制危机，言论引来关注(图源：)
一个非常难坐的位子
回归即将20年，香港经历了三位特首，他们的仕途似乎都不太“顺利”。首任董建华在第二任期中途，以健康问题为由辞职，留下疑惑无限；接任的曾荫权虽干满自己的第二任期，离任后却官司缠身；而强势施政的梁振英却止步连任，更不免引来外界猜测。几位行政长官都不算“圆满”的任期经历，似乎也暗示了特首的位子不那么好坐。
作为第一位香港特首，董建华出任七年，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被赋予探索使命的他，没有可供执政参考的经验与范本。彼时刚刚出任特首的董建华，选择了用宏大的施政蓝图去完成新生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个命题，他任期每一次的施政报告都意图提出更伟大的构想，也让初显当家作主心态的港人对政府施政的期望不断升温。董建华就好像一颗许愿树，当民众把各自的政治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时，尽力讨好不同阶层却不善合理分配利益的他却显得捉襟见肘，最后连这颗东扶西倒的许愿树自己也累坏了。对于董建华，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异议者都有一点共通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好人”，然而，以道德感召作施政的“好人”董建华，却无法很好地为如何掌舵“一国两制”这个独特的政治制度做出示范。
2005年，董建华“脚痛”下场，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在行政长官补选中自动当选。当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曾荫权任职特首最初，其个人民望达至了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众对其满意度一度高达百分之八十。事实上，曾荫权上任初期，政府的施政比前任董氏班底更有效率，也对落实既定政策显示出更有决心。秉持“强政励治、福为民开”理念的曾荫权政府，起初也有效规避了一些决策出现“左摇右摆”的情况。
但随着施政时间的推移，民情日益表现出对曾荫权施政管治平庸拖沓的担忧。他领导的政府不但面对楼价飊升迟迟不肯复建政府资助居屋，而且对待最低工资政策的推行也拖延处理，医疗融资、老人退休保障等更是毫无寸进。特别在政制发展的重大政治议题上，他在2005年提出的政制改革方案，因为拒绝提出普选时间表，被泛民主派议员否决，他与泛民的关系亦因此冻僵。在任后期，政绩本就毁誉参半的曾荫权，更因涉嫌与商界过从密切以及利益输送而民望大跌，连他竞选连任的口号“我会做好呢份工”，都被民众戏谑“没做好呢份工”。
对一些港人而言，梁振英可能比前两任特首更能做事，特别是在关注民生解决住房问题上。梁振英在2013年施政报告中就提出，把解决住房问题作为政府施政的首要任务。一方面增加住房供应量，另一方面出台限制炒房的“辣招”。经过4年任期的努力，香港住房供应量确实有所增加，也的确对当下依旧严峻的“住房难”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
然而，即便梁振英在公共事务管治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并为港人谋到了可见的现实利益，但依然有许多声音表达了对他的不满。香港的非建制派不欢迎梁振英是不言而喻的，这与他个人过于强硬的施政风格有关。由于梁振英在政改方案上不予妥协，以及在“占中”风波和旺角暴动期间的强硬行事，双方关系彻底对立。政治上的强烈对抗，令梁振英政府与非建制派在改善民生、扶贫助困、土地正义、加快解决公屋“上车难”等议题上的合作均成泡影。
而且梁振英任职特首期间，始终表现出对中央政府亦步亦趋的治政理念，看一些治港机构官僚的脸色行事。梁振英这种政治倾向，在陆港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其结果就是让北京放心，被习近平称赞“在关键时候靠得住”，但是却让许多港人普遍感到弹性与灵活性不足，甚至被一些人批评为太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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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难当的背后
特首为何如此难当？首先，这与香港独特的“一国两制”政治实践密不可分。“一国两制”是全新的政治实践，既要确保“一国”，又要兼顾两制，难度可想而知。特首作为香港最高决策者，既要符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要求，接受中央权威，又要时时注意香港内部的不同利益群体和声音。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出于对英治殖民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怀恋，还是为了表达对当下一系列凸显的社会矛盾不满，亦或是对现时经济的萎靡充满危机感，为自己生活在的这座亚洲金融中心荣光渐失感到忧虑，一些泛民人士对待形式化的西方自由民主表现出了过于偏执的强调，并在有意无意间将“两制”理解为香港先进制度抵抗内地专制制度的保护伞。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与错位是难以调适的，近些年来激进本土思潮盛行更是如此，而特首夹在之间，难免左支右拙、进退两难。
其次，利益多元的香港内部分化严重。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世界与中国经济的骤变，香港地区的利益格局亦随之开始改变，进而导致各方利益诉求衍变分化的亚现象显现。不仅本地金融界、地产圈富豪权贵各自的利益考量不尽相同，而且相当数量挣扎在维持基本生计的贫穷阶层与掌握着全港近半财富的区区数万富翁之间，更是有着十分严峻的社会矛盾。
而且，这般难以跨越的社会鸿沟，不仅出现在富人与穷人之间，亦同样出现在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建制派与泛民主派和本土派当中。抽象地看，不论经济还是政治或是其它领域，所有对立的矛盾双方，无外乎都可以概括为以建制官守精英权贵为代表的来自社会顶端的群体，对立反对垄断霸权的社会中下层群体。如何合理有效分配社会资源，成为调和这类矛盾无法回避的现实，也是摆在每一任香港特首面前的难解之题。
再者，特首的权力还比不过英治时期由英王亲自委任的总督，其权力是受限于现有政治制衡框架的，可供其个人施展的空间并不宽裕。但根据《基本法》的要求，特首所要肩负的责任却并不比以前的港督轻松。就是在这样层层限制下，一旦特首做出的政绩不够光鲜亮眼，还很有可能要饱受舆论的批评、讽刺甚至谩骂。
所以，当一名特首真的不容易。一名称职的特首不仅需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还需要具备高超的政治智能和娴熟的政治技巧，同时还要深入了解香港社会，具备优秀的治理能力，这些要素缺一不可。不知道正忙于准备新一轮特首选举的几位竞选人，是否具备这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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