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热点不断。在官方层面，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要敢于向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亮剑”的言论引发了广泛争议；在民间，伴随着大量“毛左”的声讨与游行示威等活动，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河北石家庄市新闻广电出版局副局长左春和等人被处分，更是引发了舆论对于“文革重来”的担忧。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北京时间1月31日在媒体发文，指出中国现在出现了“反”意识形态，即“逢西必反”的大趋势，原因在于中国当局的意识形态建设落后于其他领域的改革进程，自身的意识形态没有形成有效的“软力量”。郑永年在文中重申了自己“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区分开来”的观点。
郑永年在文中表示，与其说中国出现了再意识形态化，倒不如说是“反”意识形态——不是要确立某种意识形态，而是反对某种意识形态。凡是出现在西方或首先出现在西方的思想或制度，都在“反”的范畴内，涵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类似市场、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公民社会等，都在“反”之列。
表面上看是“反”意识形态，实际上反映的却是确立自身意识形态的需要。不过，因为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者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遇到了困难，才会演变成今天的“反”意识形态。
学者郑永年谈意识形态问题
今天，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而且更加全面深化，更为重要的是发生重大的转型，即从以前对话语领域的重视转型成为政治行动，涵盖各个领域，包括党政机构、宣传、新闻媒体、教育学校（尤其是高校）、文化传播、企事业等。
从执政党执政安全（包括防止颜色革命）的角度来看，没有人会怀疑这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因为意识形态的现实威胁是存在的。政治安全是任何国家的头等安全考量。美国对俄国黑客影响美国选举的反应如此强烈，正是因为俄国的行为已经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安全。
但意识形态复兴的努力，如果沦为简单的“反”西方意识形态，很容易演变成为反对而反对。郑永年指出，在如何制衡或反制西方，应当理清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理解西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西方的制度是根据其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所以西方的制度其他国家很难照抄照搬，照抄照搬已有太多失败的例子。
但是，反对照抄照搬，并不是说西方的制度一无是处；相反的，西方根据其实际需要建立制度的经验，是其他国家可以借鉴的。而西方的意识形态则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尽管意识形态是其制度的抽象，但一旦产生了，往往独立于西方的制度而存在。尤其是当西方向外推销意识形态时，其政治性非常明显。
对中国来说，如果不能把西方的一些制度经验和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不分青红皂白，“逢西必反”，最终反而会给西方提供干预中国的空间和机会。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开放学习的态度分不开。但如果中国不能继续学习西方，强化自身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不能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意识形态会在中国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在全球化和社交媒体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用行政或政治的方式来抵制意识形态的流动。
这也是人们担忧今天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新变化的原因。郑永年特别提到，在一些领域和部门，党政官员缺失学习观念，缺失制度建设的大局观念。从根本上，他们缺失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逢西必反”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正确”，或演变成一种机械的意识形态。
近年来，经过顶层设计，中共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意在全面推进改革。不过，一旦到落实层面，在一些领域便会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各方往往陷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使得顶层设计的很多方面很难有效落实下去。
同时在很多领域，意识形态化仍然远远落后于执政党的改革实践，例如法治领域。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法治建设目标，并就司法的相对独立做了诸多制度层面的努力，包括建设跨区域法院、巡回法庭、专业主义、领导干部司法终身责任制等。近来建设国家监察委的制度设计也是法治建设的一部分。不过，这些努力仍然没有反映到意识形态层面的变化。
更为严重的是自身意识形态建设的缺失。很显然，不能把“反”西方意识形态和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等同起来。如果不能确立自身的意识形态，不管怎样“反”西方意识形态，自己最终仍然没有有效的意识形态。
郑永年特别强调，中国现在意识形态缺失，并不是说没有意识形态，而是没有有效的意识形态。作为软力量，意识形态要具有三个特征：第一，自觉地接受；第二、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第三、不仅自己接受，也传播给他人。而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有关部门动用了巨大的政治和行政力量来施加意识形态，但效果很差。简单地说，意识形态并不具备“软力量”的这些特征。
这里的问题便是如何塑造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郑永年再次重申了中国应建设国家意识形态的观点，特别是“必须考虑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区分开来”。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领导层必须具有更加先进严格的意识形态，就如在国家法律之上还需要党内纪律一样。但如果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来等同或取代国家意识形态，很难说社会治理会是有效的。
对国家意识形态来说，人们须剥开民主、人权、宪政、市民社会等这些意识形态的概念，看到其背后的实质。“说到底，这些都是人的需要。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有需要，只是需求的程度和方式不同罢了。”在全球化时代，人的需求越来越具有普遍性。人们所需要做的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些需要和权利，而非简单地否定这些需要。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说别人病了，并不能证明自己是健康的。今天西方的全球化出现了问题，就把责任推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身上，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同样的，中国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很难通过抱怨和反西方得到解决。
郑永年在文章最后强调，没有人会否认中国的要务是强化自己的主体性地位，预防西方的政治干预。但如果这个要务演变成为简单的“逢西必反”，只会走到事物的反面，而阻碍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从而使得社会治理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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