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香港媒体于北京时间1月31日发文评论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最新一轮互动，文章认为北京是否会“撬走”台湾的头号邦交国值得观察，但中梵双方即使就主教任命安排达成协议，依然存在“不易踰越的鸿沟”，中梵关系正常化也许仍需时日。
但有评论人士认为，这样的看法似乎稍显悲观。中国现在最需要“联手”梵蒂冈解决的，其实是中国国内的宗教问题，亦即“党领导下的宗教事业”与众多教徒的效忠问题。经过中国方面多年的努力，中梵双方已就主教任命问题趋于一致，若真的解决了这个核心矛盾，中梵双方在实质上就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关系正常化，至于是否要正式建交，则要将台湾问题纳入考量范围。
近几年来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日渐回暖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017年1月22日接受西班牙媒体专访时“向北京大送秋波”，表示只要获得邀请，随时准备访华。第二天，北京当局也善意响应，强调有诚意改善中梵关系，为此付出不懈努力，但没有正面响应会否邀请教宗访华。
对此，有香港媒体1月31日发文指出，中梵建交虽有助中国改善国际形象，可实际利益不多，甚至要冒上和平演变的政治风险（已故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曾推动东欧“和平演变”）；而且对北京来说，教廷要求全球天主教徒效忠“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中梵双方建交可能还是“火候不到”。
这样的分析确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些流于“名实之辩”。 中国大陆基督徒总数可能高达8000万，其中天主教徒估计至少有1200万，中梵双方“相向而行”的意愿其实都很强烈。
方济各2013年成为教宗后，希望与大陆信徒加强接触、推动在内地传教的愿望十分明显。他不仅经常强调要跟北京改善关系，还不止一次表示愿意访问中国。2016年10月，方济各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接见中国苏州教区主教徐宏根的朝圣团，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宗首次与大陆主教会晤，象征意义重大，皆因徐宏根隶属大陆官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完全是按中国天主教会的“自选自圣”程序委任，并非由罗马教廷挑选及任命。
中国在近些年来同样对梵蒂冈数次释放善意，例如2014年北京首次允许教宗专机飞越中国领空。事实上，宗教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在2016年4月的中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作为重点进行论述，一些教徒比例较大省份的党政领导干部也先后就宗教问题发表过讲话，主要内容同样是“坚持党的领导”等内容。可以说，解决好国内近千万天主教徒的效忠谁的问题，是中国与梵蒂冈交往的最大动力，与台湾问题基本无关，或者关系很小。
中梵关系长期以来的核心矛盾就是主教任命问题。中国的教会有官方和地下教会之分，官方教会受国家宗教事务部监管，并未效忠罗马教廷，与地下教会有别。梵蒂冈曾经多次抨击大陆官方天主教爱国会自行选出与祝圣主教，做法有违教义，然而最近半年不断有消息传出，中梵代表就主教任命一事已接近达成共识，由大陆官方教会提名主教人选，交由梵蒂冈正式任命。
根据这一模式，梵蒂冈可审查主教人选的背景，对任命有最终否决权，但北京当局在人选方面掌握主导权，比起所谓“越南模式”（由官方教会呈交候选主教名单，供梵蒂冈挑选后，再由官方教会转呈越南政府首肯），梵蒂冈作出的让步明显更大。更有传言称，教廷正考虑追认多位经由“自选自圣”任命的大陆“非法”主教。
这一切迹象都表明，中梵之间的交往已经“突破在即”。只要解决了主教任命的问题，让中共方面不再担心国内教徒会效忠一个“外国领导人”，确保宗教工作处于“党的领导下”，无论宣布建交与否，中梵关系都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正常化。
到那个时候，在中梵关系中本无太多分量的台湾问题会反过来成为中共的考量因素：与圣多美等小国不同，梵蒂冈对于台湾的意义太过特殊，中梵建交将会对台湾当局产生重大打击，是否要公开进行这一“仪式”，就成了大陆拿捏对台态度的一个调节器。双方建交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一边，如果中国选择“秘而不宣”，很可能是伴有给台湾留空间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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