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里店桥南，在北京的南四环。附近的城中村里，聚集了十几名年轻人，这个小群体自称“新潮电影实验小组”。成员对电影的理解各不相同，但也有容易辨认的共同点：他们多是半路出家的“野路子”，正在筹备或拍摄著各自的独立电影，像城中村的许多其他居民一样，他们草根、不太有钱、活得粗糙。
菅浩栋（左）、王法（中）、常标（右）在南京拍摄电影。（取材自中国青年报）
新潮电影实验小组拍摄的电影《红旗下的蛋》概念海报。（取材自新潮电影实验小组微博）
十几名和菅浩栋一样的年轻人，这个小群体自称“新潮电影实验小组”。（取材自百度）
菅浩栋在老家河曲县沙坪村拍摄了自己从煤矿出来后的第一部长片《光盲》。（取材自微博）
一边想拍的 一边为生存
“活得糙”有多种表现。
年龄相仿的城市白领和文艺青年关心雾霾、家居风格、早餐的营养配比，房价走势和美国大选。但十八里店桥南的这些年轻人，在意的事情要单调得多，说来说去，总绕回电影。他们是菅浩栋、王法和常标。
正如博大路分割著十八里店桥南。对聚居在这里的“新潮电影实验小组”的成员来说，他们的世界也由迥异的两面构成：一边是自己无论如何也想拍出来的独立作品，一边是为了生存和赚钱接的商业性的“活儿”。
“活儿”的种类繁多：电视台的孝道主题公益公告，西部某省份的道德模范宣传片，剧情猎奇，拍摄进度超快的“网络大电影”。
去年，常标、菅浩栋和王法都参与了一个令人崩溃的网络大电影项目。剧组进度快得惊人。每个人都累到虚脱，平均睡眠时间只有3到4小时。
“每天刚一躺下就醒了。”在剧组做执行导演的王法讲起那段经历，做了一个自嘲的鬼脸。
对王法来说，拍自己的片子是“红色”的，让人联想到热血和生命。而拍“网大”，他想了想，“可能是浅黄色的。雾霾的颜色。”说著自己也乐了。
在“新潮电影实验小组”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上，成员范亚东这样描述了他们这群人的割裂状态：一边是“帮忙朋友拍摄独立电影”，一边是“进入网络电影摄制组”。
“一个恬静，一个嘈杂；一个滋润，一个干裂；一个如同故乡，一个像北京。前者让我靠近自己，后者让我靠近衣食。”
走出煤矿坑 像刑满获释
但在菅浩栋看来，能走到现在，自己已经很满足了。他已拍摄了第一部长片《光盲》，如今正在筹备第二部。即使是在做那些和独立创作无关的项目时，他也觉得没浪费：“我就在组里跟着看，跟着学。”至于累，“那能比下矿还累？”
在达到现在的“割裂”状态之前，菅浩栋还跨越过更大的鸿沟。他花了两天，才记住怎么从大马路走到他住的“金山公寓”，而从煤矿到电影片场，他绕了3年。甚至在他还未出生时，煤，这股黑色的力量，就在与山西省河曲县的这个普通农民家庭较劲。
菅浩栋的爷爷就是矿工，菅浩栋的父亲菅改民退伍回农村后也下了矿。
菅改民想让菅浩栋也上煤校。拗不过父亲，菅浩栋从高中退学去考了技校，但他就是不愿去煤矿，硬是在中专毕业时憋着劲考了大同大学的采矿专业（大专）。
在大同大学，菅浩栋开始忙电影。“我挺自卑的，我想3年读完，还是要去煤矿。在那之前，我得做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在学校里组建了电影社团。
菅浩栋的电影启蒙者是同为山西人的电影导演贾樟柯。贾樟柯被视为中国独立电影的先驱之一。
遇到电影之前，菅浩栋觉得自己的生活是黑白的，电影给他的世界带来了色彩。但大学的短暂“多彩”之后，他还得“黑透”一次。拍电影需要钱，毕业后的菅浩栋想不出什么赚钱的方法，除了去煤矿。2013年9月，怀着为拍电影攒钱的想法，他做了自己最不甘愿的事：下井。
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的潞安集团王庄煤矿，菅浩栋被分到了“掘进队”。这是一线中的一线，负责在工作面割煤，挖掘隧道，以待“综采队”运设备进来进一步采煤。
从地面到大巷垂直深度有450多米，大巷长1000多米，有轨道车拉人，有灯，再往前得步行，走3000多米，其中还有1000多米坡路。
身上的矿工服、水靴、腰上戴的自救器，加上肩上扛的锚杆、支护用的铁丝网，足足有几十斤重。走到真正“掘进”的工作面时，地底漆黑而潮湿，只能看到工友的头灯，看不清对方的脸。
割煤的时候，煤尘密实得很，“是北京这个雾霾的3、4倍。”菅浩栋说。戴着眼镜又戴着口罩的菅浩栋，每隔一分钟，就得去揩镜片。口罩拢住的热气蒸到眼镜上，煤粉湿乎乎地糊作一团。
下井第一天，菅浩栋就被吓怕了。但比繁重的劳动更令人压抑的是重复。“今天下了班，洗了澡了，明天还得这样。你今天已经把明天、一个月后、60岁、一辈子都看到了。”
“度日如年”的18个月之后，菅浩栋离开了煤矿，攒下了4万元，作为他下一部电影的拍摄经费。走出煤矿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刑满释放的囚徒。
老家的“光盲” 留一点念想
虽然生活中极力避免煤矿，菅浩栋的镜头却绕不开它。
2016年春天，菅浩栋在老家河曲县沙坪村拍摄了自己从煤矿出来后的第一部长片《光盲》。电影主线是村里一位盲人，他早年做工弄瞎了眼，独自在太原做盲人按摩师，老了之后回到了村里。
影片展现家乡村落的各个侧面：在麻将馆里虚度时光，甚至染上毒瘾的年轻人；只剩下3个学生的村小学・・・路边闪过“采煤沉陷区 请慢行”的标牌。熟人骑着摩托车在路上碰见，攀谈的话题是塌陷的农地该如何补贴。
电影的结局很有“山西特色”，老人在住院一场后再次回村，整个村子已因采煤沉陷而搬迁。镜头里留下老人迟缓的背影。
“想给村子留一点念想。”这是菅浩栋拍这部电影的最重要原因。
在大同矿务局长大的常标，拍摄“真正意义的学生作品”《牢山》时，也选择了他熟悉的煤矿和矿工。
而王小蒙把2015年秋天拍摄的《破碎日常》视为自己“真正的第一部作品”。这部被朋友笑称“狗・男・女”的电影，没有激烈的故事冲突：一个养狗的男孩通过手机认识了一个女孩。两人见面了，在一起了，随后又分开，连狗也走了。王小蒙真正想表达的是一种信息时代中人的隔阂。电影的大量时间里，男女主角在看手机。全片没有一句台词。
十八里店桥南周围的两个世界，高层住宅和低矮的城中村，成为《破碎日常》中的重要场景。女孩的房间在一栋高层公寓里，男孩的家就是城中村中王小蒙自己的住所。
独立电影梦 好坏两极端
元旦之后，为了筹备第二部长片，菅浩栋和常标回了趟河曲县沙坪村。在县城他安排了一场饭局，邀请了一位县城媒体负责人。
“哎，县里这些企业我还不知道？你想让他们出钱，2000块钱都多。”这位负责人泼了盆冷水。
在中国电影行业整体红火的环境下，独立电影要找投资依然不易。被吸引来的投资者形形色色，有各种想试试水的土豪，不一定真认可电影价值。
常标的新片《沙漠》全部是用自己的钱拍的，初期也找朋友借了点。电影拍摄跨度长达3年多，中间的大部分时间在做别的活儿，边挣经费，边花经费，他觉得自己必须走一遍这个过程。
在2016年获得国内外许多奖项的《路边野餐》是近年比较知名的独立电影。它的总成本不到20万元，但经常拍著拍著没钱。和许多独立电影一样，电影取景地是导演毕赣的老家，主演是毕赣的亲戚。
王小蒙所在的公司是《路边野餐》的出品方之一，他是“新潮电影实验小组”里少有的有固定工作的人。
王小蒙说，中国的独立电影主要得靠海外市场盈利。想出头，获奖是最主要的渠道之一。有了名气之后，可以卖给国外的艺术院线，好的片子会不断被续约，持续在艺术院线放映。
他对中国未来的艺术电影产业十足乐观。在2016年10月，中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成立。王小蒙相信随着观众越来越细分，总有一部分人会不再满足普通的商业院线。但他也承认，公司目前的项目短期内不会带来太多收益。
像城中村和住宅小区的巨大差异一样，电影行业内部分化明显。闯出名堂的人，可能名利双收。籍籍无名者，常在底层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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