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8日，胡适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来到杭州，下榻在西湖边熟悉的新新旅馆。19日，他在雨中游西湖，然后到浙大访竺可桢，见到竺夫人陈汲等人。竺可桢约他20日中午在家里吃饭，因为其夫人多次说要在家里招待胡适。10月20日上午，杭州天晴，胡适雇小船在西湖上荡了一会儿，再到孤山纪念林启的“林社”，去看辅佐林启办学的高啸桐遗像。在竺可桢家吃中饭时作陪的还有苏步青、阮毅成等人。下午二点钟，他在浙江大学体育馆主讲“自由主义”。

胡适日记中记载了他1948年10月在浙江大学演讲之事，一共两则。

第一则为： 1948年10月19日。昨来杭州。昨日到钱塘江上看大铁桥，坐汽车过桥；到萧山境内，始回北岸。此是茅以升、罗英诸君所造。昨日归途游六和塔。在湖上小游。今日下雨，到浙江大学，访竺可桢校长，见竺夫人陈汲女士，见潘渊（企莘）、郑海宗诸友。傍晚游虎跑。 第二则为： 1948年10月20日。上午天晴，雇小船在湖上荡了一会儿，到孤山林社，看看高啸桐遗像。下午两点在浙大讲“自由主义”。下午四点快车回上海。（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第720～72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演讲。1958年12月16日，胡适与人谈话中提及了当年他在浙江大学演讲内容相关的细节，即他与康乃尔大学历史学教授伯尔（George Lincoln Burr，1857～1938）就“自由与宽容”所进行的一次谈话对他的影响。谈话中伯尔教授的那句感叹——“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Tolera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edom）。这句话三个月后出现在胡适的《容忍与自由》一文（见本文文末附录）中，这篇文章被殷海光称为“近四十年来最伟大的思想文献”。

1961年12月30日，离世前不久胡适，吃晚饭时他还和秘书胡颂平说起竺可桢的第二个太太是陈源的妹妹，“这位陈小姐，面孔圆圆的，长得很甜。我的太太对我说，如果她死了，她劝我娶这位陈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对她的喜欢。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对于胡适这次在浙江大学演讲的内容，胡适日记中没有详述，只说演讲的题目是“自由主义”。

据浙江大学学生唐为根回忆，当年胡适来浙大讲话似乎“不得人心”，“台下学生不断地出现哄声四起”。不过，他的记述与当天竺可桢先生的日记不一致，竺可桢校长的日记记述说，听讲的浙大学生、老师有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着听讲的，但一小时二十分，很少有人退场的，“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他的日记中还说到胡适演讲时流汗，“近来人甚肥硕，但演讲时已汗流浃背矣，因下午相当热也。”竺可桢与胡适都是庚子赔款余额的留美学生，胡适比竺可桢小一岁。

胡适这次讲演没有留下记录稿，《国立浙江大学日刊》（1948年10月21日，复刊新58号）“校闻”一栏中有过专门的介绍。只是此日刊后未曾出版，现将这篇报道摘录如下： 北大胡适之校长昨讲“自由主义与中国”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先生前日来杭，过访本校竺校长，并参观本校。本校当邀胡先生于昨日下午二时公开讲演，届时体育馆内，师生听众，济济一堂。首由竺校长介绍，并谓胡先生二十年前，系本校筹备委员之一。继胡先生于一片掌声中起立，略谓本人向所提倡，皆在解决问题，非讲主义，今此虽道主义，仍在问题索解。自由为义，在于由自，我国盖有悠久之传统。在希腊为自由为字，亦同中国，兼有名辞动词两用。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自衣食住行以至思想信仰，皆求自由作主，不须仰人。浙大三馆，纪念阳明、黎洲、舜水三先生。阳明之反朱子，黎洲明夷待访之录，与舜水去国，老死日本，皆争自由之表现。东汉，上虞王充（仲任）当神权之世，撰《论衡》八十余篇，一言以蔽之曰：“疾虚妄”，亦皆在求自由。综之，中国史中，自老庄孔墨，中经阮籍、嵇康、范缜、韩愈，以逮宋明诸儒，为争自由而仗义执言，虽一人而往矣，精神皆至伟大。所惜者已往贤哲，过于漠视政治自由，遂致虽倡君主无为之治，而无术以致之。西洋史中，有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者，去今不过百年，为政治自由，树之范畴，于今世界受其利，一曰代议制度，一曰成文而可修改之宪法，一曰不记名投票。此虽浅近之论，而古今中外之人，忽之久矣。得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而明之，自由之义，得以大彰。抑即在美，访即夙昔尝著自由历史之教师者，行年八十，谓除自由之外，近更得一字，其重要相若，斯曰容忍（Tolerance）。而当今之世，实自由与不自由之争，容忍与不容忍之争。浙大于阳明、黎洲、舜水争自由传统之精神下，对此当前重大问题，应三思之云云。胡先生谈笑风生，记取古今中外诗文史事，如数家珍，杂以诙谑，亦谐亦庄，听之如饮醇醪。凡历一时有半，掌鸣有如春雷声中而毕。同学有邀胡先生讨论者，胡先生以拟乘四时快车赴沪，约以再来云云。 另外，胡适此次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内容，在当年10月22日的《申报》上亦有简要报道。报道全文如下： 胡适在浙大演讲自由主义与中国 [中央社杭州廿一日电] 北大校长胡适于18日抵杭，廿日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邀，假浙大健身房演讲，讲题为“自由主义与中国”。胡氏首先解释自由主义为当今世界一种最伟大的运动，继则详述中国古代儒者之自由主义思想，自孔孟以下如王充、王安石、朱舜水、黄梨洲等先贤，其遗著中无不富有自由主义思想，故今之所谓“自由主义”者，实为中国之“土产而非舶来品”，惟虽有“自由主义思想”或“自由主义哲学”，而无政治环境上之自由，则社会仍无自由可言，中国即缺乏此种政治上之自由也。然而欲求得政治上之自由，则必须有一种容忍的精神与之相配合。然后自由主义始能有最完美的发挥。故今天中国要求自由主义之胜利，主要在争取政治上之自由，与培养一般社会之容忍精神。

竺可桢校长的日记也只记载了胡适演讲的大致内容（《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根据这些记录，我们可以推测，1948年胡适在浙江大学演讲的内容，大致包括了他两篇文章的内容，即《什么是自由主义》和《自由与容忍》（参见附件一和附录二）

在这些演讲中，胡适主要谈到，自由主义为中国固有产物，明代浙江余姚出生的三位大师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都提倡自由主义，东汉王充也是自由主义。但他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缺乏政治的自由，而且缺少容忍的精神，所以自由终不能达到，人民也没能得到解放。

胡适1948年演讲时，中国政局正面临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

十余年后，胡适提到他当年演讲时的情形： “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你想，校长住在礼堂的楼上，他的一切行动都被学生监视住，我就晓得他们是出不来了”。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45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的胡适，这时却显得如此“悠闲”，大谈“自由主义”，并呼吁当局能够对不同思想言论表现出大度宽容，其背后究竟潜隐着怎样的个人与时代的思想暗流呢? （参见段怀清《胡适1948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8月上半月期）想了解其此时的心境，可以阅读历史学家余英时的大著《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的相关部分。余英时以胡适的日记为依据，还原了胡适的温情、坚韧、包容与担当。

 而胡适本人，似乎也处于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1948年，胡适公开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1948年12月4日的日记中，胡适表示了自己可能离开学术界直接投身政治的打算：“晚上公宴钱端升，主人是北大的行政首领居多，故我们大谈。我最后说，我过了十二月十七日（五十周年纪念日），我想到政府所在地去做点有用的工作，不想再做校长了。不做校长时，我也决不做《哲学史》或《水经注》！至于我能做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第72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

胡适在浙大演讲后的几个月后，他就将与大陆永远告别，开始“根株浮沧海”的最后余生，从自再也没有回到过大陆。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我常望胡适能够像他30年前一样，成功卓越地领导一场在自由与民主基础上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胡也表示，战后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华回归到与他相宜的学术领域，对此他后悔莫及。”时间已经不等胡适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不过，他选择离开大陆时，也许根本估计不到当年在北京大学时，被他看轻的那位图书管理员后来会发动了对他的批判风暴。

1948年，在南京的一个私人场合，钱昌照当面问胡适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这样回答：“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1949年，钱昌照到北京，曾把这些话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周恩来说：“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大陆发起批评胡适的运动，目标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响，当然毛泽东也很清楚胡适不是一无是处。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中回忆说，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转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页)

其实1948-1949年，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艰难决择时期。1848年，国民党节节败退，而中国共产党却看到了提前到来的“革命胜利”的曙光，1949国民党匆忙收拾残兵败将退守台湾。而夹在两党之间的知识分子则被迫进行“留”还是“走”的选择。留下，是主动迎接还是冷眼旁观？出走，是台湾、香港还是美国？据统计，1948年选出的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24位选择了出走，占全部院士的29.6%，其中10位是人文组院士，占28位人文组院士的35.7%。很显然，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

1949年，胡风写下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喜悦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毛泽东！……你微微俯着身躯/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毛泽东！毛泽东！/由于你/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受到了全地球的战斗的召唤“。

解放前，金岳霖骂参加民主运动的教授说：“共产党来了没有自由，中国都是你们这一伙人搞坏的”。解放后，共产党真的来了，他却不断地“发现了奇迹”。他说：“人家却真能使自己所梦想的民族翻身变为事实！”“这样的党，是中国从前所没有的！”于是，他对共产党的态度由疑惧转为拥护，不仅全面认同马克思主义，而且积极参与对杜威、罗素、胡适、梁漱溟、章伯钧等的批判。

后来，读到金岳霖写的一篇检讨后，身在美国的胡适感到十分不解，他写道：“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附录一：容忍与自由 胡适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urr)。 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二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主张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Beze)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一五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各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1948年3月12日晨 　　 （本文选自《胡适文集》第11册823—8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附录二：什么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就好像长板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罢！

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

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于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于自己”，都有不由于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自然”二字可以说是完全同“自由”一样。

王安石的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这就是说，这片瓦的行动是被风吹动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

中国古人太看重“自由”，“自然”自“字，所以往往看轻外面的拘束力量，也许是故意看不起外面的压迫，故意回向自己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

这种回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有几种方式，一种是隐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压迫，一种是梦想神仙的生活——行动自由，变化自由——正如庄子说，列子御风而行，最高的生活是事人无待于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净土，都含有由自己内心去寻求最高的自由的意义。

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

人类历史上那个自由主义大运动实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个某个宗教威权的束缚，思想自由只是解除某派某派主流思想威权的束缚。在这些方面……在信仰与思想的方面，东方历史上也有很大胆的批评者与反抗者。

从墨翟，杨朱，到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恭，都可以说是为信仰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们的许多西方同志齐名比美，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抬出”争自由“的大旗子来做宗教运动，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有争取某种解放的意义。

我们的思想史的第一个开山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争取思想自由的意义。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师老子，就是一位大胆批评政府的人。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同时的邓析是批评政~府而被杀的。另一位更伟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间派”，他对于当时的宗教与政治，都有大胆的批评，他的最大恒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有教无类，“类”是门类，是阶级民族，“有教无类”，是说：“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民族了。”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一个倡导者。

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历史上，每到了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政革。

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作大胆的批评。后来佛教势力太大了，就有齐梁之间的范缜，唐朝初年的傅弈，唐朝后期的韩愈出来，大胆的批评佛教，攻击那在当时气焰熏天的佛教。

大家都还记得韩愈攻击佛教的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佛教衰落之后，在理学极盛时代，也曾有多少次批评正统思想或反抗正统思想的运动。王阳明的运动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统思想的。李卓吾是为了反抗一切正宗而被拘捕下狱，他在监狱里自杀的，他死在北京，葬在通州，这个七十六岁的殉道者的坟墓，至今存在，他的书经过多少次禁止，但至今还是很流行的。

北方的颜李学派，也是反对正统的程朱思想的，当时，这个了不得的学派很受正统思想的压迫，甚至于不能公开的传授。这三百年的汉学运动，也是一种争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运动。汉学是抬出汉朝的书做招牌，来掩护一个批评宋学的大运动。这就等于欧洲人抬出圣经来反对教会的权威。

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

我们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帝国里，我们也曾建立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

(1)代议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为正式起始。(2)成文宪，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一七八七）。(3）无记名投票(政府预备选举票，票上印各党候选人的姓名，选民秘密填记)是一八五六年SouthAustralia最早采用的。

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

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时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都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新约·马大福音》十四章，圣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

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

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白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已八十岁了。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

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最后我要指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唯一基础。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

近代最重大的政治变迁，莫过于英国工党的执掌政权，英国工党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选择出十几个议员，三十年后，工党两次执政，但还站不长久，到了战争胜利之年(一九四五)，工党得到了绝对多数的选举票，故这次工党的政权，是巩固的，在五年之内，谁都不能推翻他们，他们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工商业，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经济制度，这样重大的变化，——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的革命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顶顶小的芥子不曾受摧残，在五十年后居然变成大树了。

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绩，例如英国自从一八三二年以来的政治革薪，直到今日的工党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竟成了“和平改革主义”的别名，有些人反对自由主义说它是“不革命主义”，也正是如此。

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

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青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澈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进。我要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澈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

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