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基础，央企是很多行业的中流砥柱，代表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竞争。我在国有媒体工作了25年，对国企怀有很深感情，也一直为国企改革和对国有企业家的激励鼓与呼。同时，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也一直在思考，为了维护传统国企体制，国家和人民所支付的成本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作为市场主体，国企究竟能不能产生净现值？
所谓净现值（NPV），是指一项投资，它所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如果用资金成本作为贴现率进行折现，折现之后和原始投资额的现值之间的差额。从经济角度说，净现值大于零才是值得做的投资，净现值越大，投资效益越好。
这段话有些枯燥。通俗说就是，如果一项投资取得的收益，减去社会资金使用成本，不能为正，那么从经济角度就不应该做这些投资。怎么理解社会资金使用成本？比如银行信贷、债券市场都有一个利率要求，就是资金使用成本。
如果国企和民企是一样的资金成本，各种政策和规则也是一样的，国企从总体上能不能产生净现值？我的答案是不能。即使国企享有比民企低得多的资金成本，能不能产生净现值？我也深表怀疑。中国社会融资总量的一多半给了国有经济，其中一半以上用来还利息，这导致国企负债水平不断攀升，给中国经济埋下的定时炸弹越来越大，所以说，国企改革的成败将决定中国经济能不能真正长治久安。
很多人说，国企有非经济任务，所以不能只算财务账。但是，如果国企享受了那么多廉价资源和各种政策倾斜，还是没有自生能力，最后把银行资产质量拖垮，把储户的钱亏光，这是不是一种最大的不讲政治？
采访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融”）董事长赖小民，对我来说是一次愉快而充实的学习与交流，但更大的启示则在于，他的工作使我相信，如果国企选对了领头人——他有“全民财产信托人”的强烈责任感，有不能创造净现值就是一种耻辱和对人民犯罪的意识，有现代化的战略思维和创新能力——国企是能够搞好的，至少能够大大进步，大大减少对整个国家和纳税人的拖累。
赖小民2009年初就任华融总裁时，华融一年利润是4.3亿，而现在一年利润是200多亿，华融是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盈利能力最强、实现利润最多、股权回报最好、总市值最高、金融牌照齐全的国有大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这次采访，赖小民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那种“人活一张脸，要争一口气”的精神。他到华融时，员工平均年龄近50岁，30多家分支机构有25个亏损，他去国务院开会，很多小机构都排在他前面，这让去华融之前是银监会办公厅主任的他脸上很挂不住。华融是1999年为解决工商银行不良资产而成立的专项管理公司，员工也大多是从工行出来的，但由于工商银行2006年已经上市，人员独立，华融人再回归工行怀抱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只有横下一条心，走市场化转型的新路。
赖小民当时的心态是，“能不能把华融做好，远远超出我个人的荣辱得失，关系的是数百亿国有资产能否保值增值，数千名华融员工的职业尊严和价值福祉。”他为此给华融破天荒地定了利润指标，要求2009年实现5.3亿利润，而之前，因为华融从事政策性业务，所以不定利润指标。
这个指标一出，举座皆惊，过去都是干多少是多少，怎么会有指标呢？
赖小民说，我们一年的工资开支就是5.2亿，总要超过这个数字吧。我们几百亿资产，有那么大的资本金，按照社会平均的资本回报率，这个利润要求都太低了。
他就这样强压了指标。“如果没米下锅就要想办法找米下锅，千万不能等米下锅”，他四处奔走，在亏损最严重的广东，从平安银行引进了“老金融”周伙荣，周伙荣愿意担任务，超额扛指标，大家都说赖总裁引来一个周疯子。
但这个“疯子”正是赖小民苦苦寻找的“鲶鱼”。
“不是我鞭打快牛，实在是沉疴待起，转型艰难，中国华融太需要这样的典型了。”在周伙荣带领下，广东分公司竟然在一两年内从倒数第一变成了排头兵。赖小民在整个华融推广“周伙荣工作法”，“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到2010年底所有分公司都实现了盈利。
如果国企都能按照市场化规律，成为能够实现净现值的微观主体，中国经济的最大隐患就消除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一大批像赖小民、周伙荣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国企意味着对人民的责任，要践行这种责任，就要做一家多多挣钱的好公司。
我还想续上一句，躺在优惠资源上面，天天亏钱还要大讲政治，这样的国企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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