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热热闹闹还没到元宵就要提前收场，又到出门返回工作的时候，也是该认真考虑了：下一步该如何走？
作者：城市数据团主要数据支持：银联智惠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城市数据团一直认为，中国未来的人口和经济应该进一步向大城市聚集，并反对一线城市对人口的严格控制。
然而，2016年，一线城市纷纷提出了2020年的人口控制线，并且正在相当严格地执行中：北京：2200万人。
上海：2500万人。
深圳：1480万人。
广州：1550万人。
共计：7730万人。
假如我们相信2015年底的统计数字，那么似乎还有余地。但事实上，恐怕这四个城市的实际常住人口已经超过7730万这个数值了。
这些城市已经满了吗？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根据控制人口总量所供给的土地、住房、教育、公共服务设施，却都已经满了。因此，在未来，虽然你能买到前往这四座城市的车票，但我们可能越来越难以在这些城市驻留或者享受福利。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开始思考一些相对现实的问题：现在还在这四座城市打拼的我们、未来还想进入到这些城市的我们，还能去哪呢？
不妨让我们从下面这张图展开吧：
（轻推动图可使图片静止）
这是一张由2016年春运迁徙大数据所绘制出的全国春节期间人口流动图景，这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不仅描绘了人类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迁徙活动，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足迹和选择，描绘出了中国各个城市的地位、等级、关系与纠葛。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图：
注：图中圆圈越大、颜色越偏蓝色，表示消费水平越高。消费水平由某城市当日消费占该城市春节期间总消费的比例、该城市当日消费占全国总消费的比例等综合计算得到。
（轻推动图可使图片静止）
这是一张由2016年春节期间（除夕-大年初七）的消费大数据所绘制出的全国个人消费变化图，它描绘了在春节从开始到结束的短短的数天内，全国人口与个人消费的转移、衰退和增长。
这些数据，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一步步来看吧：从省的级别进行观察，可以看到：2016年春节前，全国仅有7个省（含直辖市）的人口出现了净流出。
这些省份依次为：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新疆。有6个省（含特别行政区）的人口流入流出基本平衡，其余21个省（含直辖市与特别行政区）全部为人口净流入区。具体情况见下图：
以城市级别进行观察，可以看到：2016年春节前，全国仅有46个城市存在显著的春运人口净流出，它们大部分为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和省会城市。
具体情况请看下图：
注：图中绿色区域为春节前夕的人口流出区，红橙色区域为人口流入区，黄色区域为平衡区。
我们再对那些春节前人口净流出的城市进行更细致的观察，可以看到：虽然有46个城市出现了人口净流出，但其实大部分城市只是略高出平衡线而已，真正的春节人口流出量显着地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
请看下图：
注：图中红色直线为平衡线。平衡线上方的城市为流出人口>流入人口，在纵轴上偏离平衡线越远表示流出人口相对更多。
那么，流出人口在这几个城市的集中度有多高呢？请看下图：
可以清楚地看到：前10大城市的春节前人口净流出总量占据了全国春节前人口净流出总量的70%；其他36个城市只瓜分了剩下的约30%。而前4大城市的春节前人口净流出总量 的集中度达到了49%，换句话说：全国春节前大约一半净流出人口都是由北上广深四个城市贡献的（注：该数字是流出人口减去流入人口的净值，地级市市域以内的人口流动未纳入统计）。
这就是一线城市强大无比的人口吸聚力量。
而有趣的是，这一强大的吸聚力量，只有在春节期间大家纷纷逃离北上广深的时候，才能被我们真正观察到。
那么，春节前从北上广深流出的人，都回到了哪里的家乡呢？请看下图：
注：图中圆点为人口流动的目的地，其出发城市分别为：北京（红色）、上海（蓝色）、广州（橙色）、深圳（黄色）；圆圈越大表示人数越多（下同）。目的地城市的人口流入量占出发地城市人口总流出量的80%。
但仔细观察上图、并对比一下上文中的全国春节前人口净流出图，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虽然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占据了总净流出量的近50%，但在覆盖度上还留下了很多空白空间。
请看下图：
我们可以在东南、中部、西部、西南四个地区找到明显的空白区域。
既然没去一线城市，这四个区域的人都去了哪里呢？
我们按图索骥，调出了郑州、西安、成都、厦门-福州四组城市在春节前净流出人口的目的地，就可以看到下图：
注：图中圆点为人口流动的目的地，其流出城市分别为：成都（蓝色）、西安（黄色）、郑州（绿色）、厦门-福州（粉色）。
很明显，这些没去北上广深并且相对远离北上广深的人，他们去了以上这四组城市。
那么问题来了：这四组城市和一线城市是什么关系呢？他们构成了对一线城市的竞争吗？他们是一线城市之外的机会地区吗？
我们以春节前人口净流出量排名第8的城市郑州为例吧。这次我们不仅仅看其净流出量，而是把它的人口净流入城市和净流出城市画在同一张图上，可得下图：
注：图中绿色圆点为人口从郑州流出的目的地，黄色圆点为流入郑州的人口的出发地。
非常明显，郑州作为省会，在春节前有大量人口从郑州流回到省内各城市；但从全国尺度来看，它本身还在春节前承接了大量从北上广深的流出人口。其中，北京往郑州的节前流出人口规模非常大。换句话说，在郑州对其省内城市产生强大吸引力的同时，北上广深对郑州也有着相当强大的人口吸引力。
我们可以看到：二线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人口流动中继器的角色。在某些特殊的区域，三四线城市的人才会流动到二线城市，而二线城市的人才则继续向一线城市流动。
我们用2016年春节期间的消费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二线城市在人口流动中的中继作用，请看下图：
注：消费力指数1.0表示这些城市的全年平均消费水平，高于1.0表示当天的消费水平高于全年平均水平，少于1.0表示低于该水平。
在春运基本完成的除夕到初六这段时间内，由于人口的外流，一线城市的消费力出现了同比20%~30%的下降。而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力指数则在这短暂的不到10天的时间里出现了超过30%的同比上升。但这条如同打了鸡血一样的曲线在初四到达顶峰后就开始一路回落，直到初十，一切就又回归到了正常的模样。
但二线城市呢？基本保持了稳定。因为在这里有三四线城市的人，他们从二线城市返回家乡；而从这里前往一线城市的人也已经回家。
有人离开，也有人回家。这里是起点，也是终点。
所以说，当一线城市严控人口时，一些二线城市很可能将承担未来城市间净迁入人群的流向。
我们按照人口吸纳能力和地域分布特征等情况整理了部分二线城市，可以看到下表：
当一线城市严控人口，我们还能去哪？
这也许是一个答案。
延伸阅读：人口迁移的国际规律与中国展望：从齐增到分化
来源==泽平宏观作者==任泽平
我们在2015年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三四线涨不动”。2015-2016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分化明显，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上涨明显，三四五六线城市平稳甚至下跌。除货币超发、土地供给限制等因素外，我们预测的一个重要逻辑是基于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规律趋势，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从农村到城市，房价普涨，只是涨幅大小跟人口聚集多少有关;第二个阶段是人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迁移聚集，一二线大都市圈人口继续增加，三四线城市会出现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第二个阶段房价分化日趋明显。这是国际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基本规律。继《控不住的人口：从国际经验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趋势》后，本文继续详述相关的逻辑和证据。这对理解未来人口迁移趋势和预测区域房价具有启发意义。
摘要：1、美国日本人口迁移呈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都有人口迁入，这可能跟这一阶段产业以加工贸易、中低端制造业和资源性产业为主有关。
第二阶段，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及卫星城迁移，三四线人口面临迁入停滞，大都市圈人口继续增加，集聚效应更加明显，这可能跟产业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升级，以及大都市圈学校医院等公共资源富集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过程中，会出现短期的大都市圈向区域中心城市回流现象，但不改变大的趋势。这也就是意味着，控制大城市人口、中小城镇化战略和大规模西部造城运动可能是不符合人口迁移规律的，而且大城市比小城市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更节约用地、更节约资源。
2、中国正处于人口迁移的第二个阶段，在未来中国的人口迁移格局中，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人口将继续集聚，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口集聚态势将分化明显。
在东部地区，北上广深津等大城市将可能继续呈现大量人口净迁入；其他城市，特别是外来人口众多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长有可能放缓甚至停滞。在中西部地区，重庆、郑州、武汉、成都、石家庄、长沙等区域中心城市人口将快速增长。
3、中国城市化仍处于快速发展期，城乡、区域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农村人口将继续大量进入城市；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发展前景广、文化包容性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丰富，吸引农村居民及中小城市居民；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及就近城镇化推进，在东部地区的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将可能继续回流，首要选择中西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
4、由于大量人口迁入，一二线城市房价不是由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整体财富、贫富分化水平、富有阶层迁入、房屋供应能力等决定的。
因此，一二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难以衡量支付能力。同样，三四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低，但在人口增长停滞甚至迁出的情况下，面临较长期去库存压力。
5、除了人口迁入、货币超发、城市经济活力等因素外，一二线大城市房价还跟住宅用地供给有关，目前供给不足，房地产越来越货币金融化。在土地财政制度下，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和用途管制，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符合地方政府利益。土地财政为城镇化融资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推高房价，如不改革，将使城镇化和高房价走向畸形，拉大收入差距，绑架政策。
6、大城市不是控制人口的问题，而是应改善城市规划和公共交通。
可借鉴OECD的城市功能区视角，超越行政边界解决存在难题。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放弃人口总量调控目标，保持相对开放的人口迁徙政策，吸引区外年轻人口、特别是高素质年轻人口。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并促进职住平衡，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改变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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