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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待遇”并非两岸关系的糖衣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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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大陆政府将给予台湾人“国民待遇”?

中共农历年前在北京召开的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与会学者分析,此次对台工作会议多了两点新意:一是强调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第二是提出研究赋予台湾人“类国民待遇”政策措施。

这则消息出现后台湾媒体及其他香港媒体也陆续跟进,而大陆官方媒体目前尚未报道证实,大陆官方媒体新华社对“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的报道仅提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出席及谈话,而俞正声在会议上表示,2017年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将更加复杂严峻,将继续坚持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

根据报道,会议上还强调“要研究出台便利台湾人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政策措施,积极支持台商台企在大陆更好发展”等,这很可能就是香港媒体报道中 “赋予台湾人类国民待遇的政策措施。”事实上,从2015年时“卡式台胞证”出台时引发的两岸舆论哗然、到2016年10月时传出国台办正在研拟使台湾公民在大陆拥有“准国民待遇”的草案,就可以发现大陆政府从早期开放时对台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走到如今思考如何普及到每个阶层台湾人的“类国民待遇”,都是时空背景转换下的必然过程。

正如台湾淡江大学大陆所所长张五岳在卡式台胞证风波时曾说的,“这很难称上是糖衣毒药”,不过是大陆在落实一中政策的同时,考虑现况的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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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式台胞证推出时在台湾曾引发“矮化”的批评(图源:新华社)

大陆舆论对于“台湾人在大陆的类国民待遇”这个议题上,常陷入“台湾人已经是超国民待遇,为何要再加码”的片面认知,到底是“超国民待遇”还是“类国民待遇”?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金奕曾分析这一系列脉络。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百废待兴,急于解决资金、技术、人才短缺等问题,因此给予境外投资者高于本国居民的待遇,比如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等,而最早响应改革开放号召的是台商,因为同文同种加上文化差距较小,看中广大市场的台商比外资更容易“成功上岸”,大陆当时也专门为台资企业制定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等条例。

而各省市为招商引资提供的优惠政策则更多,比如经申请并缴纳有关土地费用后,可获得土地使用权,并可在使用期限内转让、出租、抵押或者用于其他活动等,这些优惠条件均是大陆企业无法享受到的。因此外商及台商在大陆有“超国民待遇”的印象就此树立。

然而中国加入WTO、大陆本土企业全面崛起后,“超国民待遇”对本土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竞争。而后中国大陆政府开始对所有企业统一税制,“超国民待遇”的时代终结,当然因应一些政治考虑,大陆地方对台商的一些“优惠政策”仍持续。

2014年8月,俞正声在北京会见了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经贸考察团,在当时俞正声告诉这些台资企业,“台商在很多大陆地方上,已经享有租税返还政策,实质上已拥有超国民待遇,这部分要逐步取消;台商感到不足的,在于商品进口的管制、投资的许可和关税太高等方面,这些部分都可以再检讨。”

那时造成两岸敏感的太阳花学运刚过去不久,“取消超国民待遇”这番话被部分台湾媒体解读为“报复”,但就客观层面而言,台资企业竞争力减退、产业转型不振,再加上大陆的全球经济布局,政策调整是必然发生的现实。

而后,大陆对台开始避免陷入“只得利少数人”的泥沼,开始思考除了经商之外,如何让在大陆旅游、求学、生活、工作的所有台湾人“有感”、并让想赴陆找机会的台湾人认为“更方便”,卡式台胞证的推出、及给予台湾人“类国民待遇”都有这样的思路。

当然,在讨论这个议题时,有太多细节须要考虑,2016年5月,一名台商代表告诉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过去曾在东莞办国际学校受阻,就是因大陆不开放让台湾人办学,所谓“国民待遇”,到底陆方能放开多少?

陈德铭说,大陆逐步走向法治,但在很多经济商业领域的细节,特别是两岸关系,尤其复杂,内战没有结束,目前的两岸发展,“还有一层纸没有捅破”。

台生、台干、台商,工作、求学、经商,有太多面向、太多细节、也太多敏感,对于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台湾当然容易解读为“矮化”,但确实无从(也不必)反制。对大陆政府而言,不管台湾谁执政,想做的(或认为该做的)、就会继续做。

对台湾政府而言,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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