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毛左派与自由派的“交火”甚嚣尘上之际，一则天则经济研究所（下称“天则所”）官方网站、中评网在内的十余家网站的消息开始在坊间流传。而与此同时，天则所创办者茅于轼、盛洪的微博账号也被关闭。日前，记者专访了天则所现任所长盛洪，在其看来，这次事件并不是行政行为，而是一次“违规性技术动作”。至于背后原因，盛洪也坦言不便猜测。
近期，天则所的网站、微博、公众号等遭到了全面封杀。天则所对此发表声明，从法律（《行政处罚法》、《宪法》）的角度分析，称事件并非行政行为、而是“违规性技术动作”。您对这一定性如何解释？
盛洪：中国现在讲依法治国，法律指的是中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不仅要依据法律的内容去执法，而且要依据法律所规定的正当程序去执法。当正当程序没有履行完的时候，这样一个行为不能认为是有效、合法的，这在《行政处罚法》里是讲得非常清楚的。我们的声明也已经罗列出来了，第四十一条规定，缺少了对第三十一条（事前告知）、三十二条（当事人申辩）程序的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这是法律明确说的。
所以既然法律明确说这是无效的行为，那么不能理解为这是一个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只能是一个技术性的动作，而这个技术性动作既然没有法律支撑，那么它就是错的，我们说它是违规的、不是正确的。
从天则所的角度来看，导致此次事件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盛洪：这是一个不太好猜的事情，因此我们只说它是一个违规的技术行动。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是谁做的，不知道主体是谁，我们就没法猜。就跟法庭上去判断一个案件是一样的，我们第一不知道是谁做的，第二不知道具体怎么做的，我们只知道案件的结果，所以假如我们猜的话，没有意义。所以，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不猜，这样比较好。如果猜，80-90%都是错的。
之前网上所传的一则，包括天则所声明中也提到的关于北京网信办查处包括天则所官方网站、中评网在内的十余家网站的消息，也是不准确的？
盛洪：是的，因为我们（声明中）开始说到的网上有这样一条消息，但这则消息并不是主体方自己发布的，也没有具体落款是谁说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则消息，就不知真假。因为“北京网信办”没有跟我们做过任何沟通，也没有给我们《行政处罚决定书》，我是不能根据网上的一则消息来确定一定是它。我们姑且认为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后来所有的口气都是“假如是它”。
天则所在各大网络平台遭封杀的情况下，后续将展开怎样的工作，以及争取生存空间？
盛洪：这次事件对我们打击非常大。在现在网络时代，我们所有的传媒通道几乎全被封闭，甚至封杀个人的微信，这对我们有很大打击，因为我们通过网络可以进行推广、传播和通信，这让我们遭遇了很大困难。但是也不能说有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了。我们刚刚还发布了《宏观经济季度报告》。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图源：VCG）
茅于轼作为天则所创办人之一，近期微博被封号，同时《环球时报》也再次发表文章批评。
盛洪： 不同的观点互相争论是正常的，而且中国应该是要有不同的派别的。但这里有个特别值得警惕的问题，就是当你看到不同观点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把对方的嘴给封上，这种想法特别危险。
《环球时报》的态度，就是比较危险的错误，对封住别人的嘴兴高采烈，最后就有可能封住自己的嘴。因为所有因为别人观点跟自己不一样而想把别人嘴封上的想法和做法，都相当于对限制任何一个公民表达自由的权力性操作投了赞成票，这种限制就会形成一种规则，最后会反作用于你自身。
要讲教训，这才是中华社会最大的教训。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最开始梁漱溟给毛泽东提意见的时候，大家都不许他说话，到后来大家看到的是那些不许梁漱溟说话的人，一个个自己都不能说话了，一直到了刘少奇也不能说话了。再到后来刘少奇被红卫兵带走时，拿起一本《宪法》，《宪法》上写着“言论自由”，但这时候已经晚了。
这个事件千万不要跟派别之争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误导的看法。这种做法是对所有人的威胁，今天可以关天则所的网站，明天就可以去关《环球时报》。所以我们强调一点，如果有些机构没有经法律正当程序被关掉了，这不仅是对这个机构一家的损害，是对所有机构、所有公民宪法权利的损害。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态度，否则受害的是我们大家。如果哪一天《环球时报》被关掉，我一定站出来伸张它的宪法权利。
《环球时报》文章中称自由派的批评都只是停留在“打口炮”的层面上，而并不具备建设性，对这样的评价，天则所方面是如何看待的？其实今天我也看到了一个世界智库的排名，天则所有一个非常好的排名。
盛洪：我们在“市场对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和“依宪治国”的大方向上与执政党是一致的，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可能有不同看法。这正是天则所存在的理由。天则所的建设性体现在，跟体制内研究机构的视角不同，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天则所研究了国有企业，指出国有企业的问题，同时提出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案，这是我们在2011年的报告上写得很清楚，这是符合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的。这个报告对推动国企改革有着积极作用。而据我所知，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是禁止研究国有企业问题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对行政性垄断、石油体制和土地制度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改革建议。这些都是建设性的。有些也被政府部门采纳了。
反过来讲，如果因为没有建设性就要把这些网站关掉，也是有问题的。人们的言论就是这样，有些人讲得很具体，有些人可能就是讲得很抽象，有些是专门研究纯理论的人，你不见得非得让他去提具体方案。言论是大家都可以去表达的，但人和人的分工是不一样的，不能说这个人提了具体方案，这个人能说话；那个人没提具体方案，那个人就不能说话，从来不应该这样。甚至就是完全的批评，这个人就是一辈子批评，批评得大家都烦了，但他还是有批评的权利。虽然我不赞成这样，不赞成是一回事，但他有说话的权利是另一回事了。他可以批评，你不能因为他光批评，不建设，就说他就不应该说话了。所以这篇文章是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甚至暴露了自己的致命的弱点。
2016年以来，从《炎黄春秋》主办人发生变更、共识网被关闭，到近期的山东邓相超事件，这一系列事件是否与这一次天则所在网上遭全面封杀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次事件的发生是否有着偶然性下的必然性？
盛洪： 这不是左派右派的斗争，而是维护还是侵犯《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表达自由的问题。如果说左派打右派错了，那么哪天右派打左派就对了吗？天则所从来不把自己定位在某一派上，我们是个学术研究机构，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没有自称过。我们就是个研究机构，可能我们一些结论，有人认为是自由派、右派的结论，也有人说是左派的结论。所以我们不把自己定义在左派右派上，包括茅于轼老师也是这样。
此外，我们不是一个政治团体，而是一个学术团体。这是要强调的，我们只是为政治家、公共领域提供我们的建议，没有任何行动能力，我们的行动只有发表报告，不干别的。我们主张的是，不管你怎么打，要用嘴去打，不要用手去打；不管怎么打，你说话，也允许别人说话。
现在外界有很多声音认为，整个国家现在正在向左转。从天则所的视角与立场下去看，这个说法是否成立？应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盛洪：左右划分是比较粗略的，有时候是不能完全讲清楚问题。最近习近平先生在达沃斯高举自由贸易大旗，这是左还是右？国内打破垄断的举措是左还是右呢？去年发布保护产权的文件是左还是右呢？这是很复杂的事情。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享有公民的宪法权利。无论是左派右派，都要维护公民的宪法权利。左派不要以为打了右派很高兴，如果他赞成不遵守宪法的这样一种做法，结果就是这样一种不遵守宪法的规则最后就加之于他自己身上，谁都逃不了。
不仅要超越左右，而且要超越官民。有些政府行政部门的人，在做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事情时，其实是在给自己的未来增加一种危险，也就是将来他有可能被这种不遵守宪法的行为所侵害。所有人都是这样，文化革命的悲剧我们不要再重复。
从天则所的角度来判断，在十九大之前，国内的政治形势、整体的意识形态的走向会是怎样的？
盛洪：假如不把我、天则所，把更多的中国公民放进去，说实在是不知道。我们只能说最好的预测就是行动。因为这个社会是这么多人共同的社会，这个社会的走向和结果也是这么多人互动的结果。不管自己面临的事有多小，都要努力把事做好、做对，这些众多分散的小事就能合成一件影响中华社会前进方向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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