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我文章的朋友应该记得，我曾经说过上访无用。这个观点，我不止一次说过，但没有展开我的理由。这不仅仅是对现实状况的总结，也是上访制度的逻辑结论。
大家看过《秋菊打官司》或《我不是潘金莲》后，应该会对底层百姓“讨个说法”的印象比较深刻。后一部影片中，女主人公原本只是为离婚，因为层层不给解决，最后他要告法院院长、县长、市长，甚至到北京上访，拦车告状，牵涉到七八个人。现实生活中，上访的情形，比这复杂得多，有的是为申诉多年的案子，有的是要举报当地的贪污腐败，有的是涉及土地、房产等纠纷，有的是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县里不行市里，市里不行省里，省里不行北京，总想有个青天大老爷会管，中央会管。可是中央在三年前就已经明确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不受理越级上访”。
上访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让底层百姓解决问题有一个救济途径，也让上级政府了解民意有一个直接的窗口。在中国古代，某些案情重大和冤抑莫伸者，可超出一般受诉官司和申诉程序之范围，直接向最高统治者陈诉，叫直诉，是当时冤案救济制度的一种。宋代的登闻鼓院实际上是一个受理百姓信访的部门，后来又增设了理检司，接受上访申诉。元代采用击登闻鼓、邀车驾等上访形式。明代曾经设立了一个重要的信访机构——通政使司。清代早期的登闻院类似于信访局，地点在西长安门街东，负责的官员是满、汉科道各一员。
古代信访制度也是要求必须逐级上访。隋代就确立了严格的逐级告状制度，案件必须经过当时的县郡、州、中央省部逐级上告，否则就是“越诉”。宋代百姓到京城上访必须先由登闻鼓院受理，鼓院不受理才可以到检院，如还不受理，才可以直诉。元朝把向地方政府的申诉作为直诉的前提。清朝信访制度中具体分为地方上控与京控。清代以州、县为初审级，当事人不服初审的判决，可以依照府、道、司、院的顺序逐级上控，这是正常的通道，此外的都属越级上控。越级上访、控告不实，都是要打板子的。
古代的基层百姓上访，一般是因为地方官吏和豪强违法聚敛、欺压百姓、草菅人命等严重危害百姓经济、生命的行为引起的，怕京控的某些地方官员、豪绅，为了“息讼”，手段层出不穷，最恶劣的是截访、截拿上访人的伎俩。历史上就有很多地方豪绅、官吏派人在路上抢走上访者的盘缠——上访者绝大多数都是贫苦百姓，没了路费川资，自然就寸步难行，更不用说是到京城上访了。古代交通不便，一般只在京城皇宫外设立登闻鼓以及处理京控案件，所以偏远地方的百姓根本无法走上访的渠道。
但如今交通便利、通讯发达，加之社会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地方趋于激化，上访有增无减。2004年，全国各级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信访1373.6万件(人)
次，而各地赴京上访量平均增加了58.4%，其中赴京集体上访增加了73.6%。以河南省周口市为例，2004年，全市赴京上访的人数比上年增长了79%，赴省上访增长41%，而市一级上访人数增加了26%。这也就意味着群众进京上访数量的增长，要远远大于地方上访数量的增长。上访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分别是：涉及司法和诉讼的问题、城市拆迁安置的问题、农村土地问题以及企业改制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其中揭发举报类占22.1%，申诉类占30.9%，求决类占36%，建议类占2.2%。
我曾经看过斯伟江律师写的一篇接待上访人员的文章，讲一个老汉为了土地上访多年，徒步从家乡走到律师事务所寻求帮助，身无分文，靠乞讨度日。我也曾经在办公室接待过上访人员，他们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听闻我为底层百姓伸冤维权，把多年的案卷材料或者申诉材料交给我，让我替他们讨个公道。有的案件我为他们指了可以救济的渠道和方法，为他们做一些路所能及的工作。有的案件早已时过境迁，难以取证，爱莫能助的我只能请他们在学校食堂吃个饭，好心劝他们回去。因为上访已经毁了他们的前半生，我不希望看到他们的后半生依然在这个无底洞里越陷越深，而且看不到希望。
我们越来越发现，上访成为一条令人看不到希望的不归之路，在心理与现实的双重夹逼下，上访者不得不承受长期消极的情绪，承受时刻失去自由的危险，放弃正常的生活，成为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上访户”。事实上，上访甚至成为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撕裂了上访者正常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割伤了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在多起媒体报道中，我们看到，地方政府不得不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为上访买单，甚至往往有政府方面的截访人员为情绪激动的上访者所伤、所杀，这巨大的投入已成为某些地方政府无法承受之重负。
以涉案涉法的上访为例，很多上访是源于当地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不公，一审的错误裁判很难被二审纠正，因为二审基本上是书面审，或者倾向于在没有新证据时维持原判。申诉途径又没有时限和结果，上级法院也不想承担责任，只能踢皮球，于是最后都会集中到北京，县法院、中院、高院不给说法，难道最高人民法院还不能主持公道吗？最高人民法院管得过那么多的申诉案件么？大多数是石沉大海。有人骂法官骂法院，就有法官写文章说骂法官者是法治的公敌。有人骂医生打医生，就有人建议对医院加强保护，严惩医闹。但有人截访，有人迫害访民，就没有人替他们说话，因为这个群体没有利益代言人。
我很少看到上访成功的例子，大多数的案件，都是在层层上访后，要么杳无音信，要么打回原地，打回原地的案件又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会被强行压制，难见公道，一类则为了维稳而双方妥协，达成一定的赔偿，息事宁人。通过后一种方式部分达到目的人，无形中给予了上访者激励。在北京某区某地，常年聚集着一帮上访者，他们中的人，有的坚持不懈，屡被截访屡屡上京，有的精神偏执，似乎脱离社会，有的已久病成医，成了上访专业户，那里也是一个江湖。这个群体，有很多故事，有很多泪水，永远是社会的痛。
上访制度的存在，是正常的解决问题渠道出了问题。但上访本身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很难解决这些问题，治标不治本。真心不希望这条长路，有太多的人停留，陷入无助的暗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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