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政府2017年的一号文件出台，该文件延续新世纪以来的惯例，是中共第14个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去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曾就三农问题指，当前中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
而这次的一号文件专注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见中共的三农工作确定了新的基调。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中出现一个称为“三位一体”的表述，具体指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而这种综合合作模式，在10年前的浙江曾进行过实验，当时浙江的主政者正是习近平。
中国政府的一号文件连续14年关注“三农”（图源：新华社）
查询发现，近年来浙江一直在推进这种农业综合合作模式，如2015年10月曾印发文件，专门明确“三位一体”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主要举措和保障措施。
再往前，则有陆媒评价“三位一体”是中国农业经营体制的重大创新。
有分析文章称，三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改革包产到户赋予了农民较大的经济自由，很快实现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农业生产的增长，但进入九十年代后，原有政策的潜力已几乎释放殆尽，三农问题再度突出，很多新的矛盾相继出现。
2006年初，习近平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在浙江省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构想。此构想先是在瑞安试点，后于2006年底在浙江全省推广。
“三位一体”的改革在推动过程中，曾有各种争议与部门利益纠葛，因而发展起伏不断，并未在中国获得广泛的推动。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三位一体”要整合的合作社、供销社和信用社属于不同体系，要整合在一起成立“大农协”困难颇多。
一位曾在当年瑞安试点工作的浙江官员便直言，推广“三位一体”遇到的最大阻力，正是某些涉农部门本身。该官员表示一些部门热衷于利用行政乃至立法手段扩充寻租空间和势力范围，加剧了部门分割问题，其中涉农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非常突出。
该官员还指，农村改革和新农村建设从根本上要进行大范围改革重组，农口体制内包括农办、农业局、供销社、信用社乃至县乡农经、农技事业单位等，都要改革。
也正是因此，三农问题在中国不但只是农业的问题，有关的行政体系问题、支农资源整合等，都会成为影响三农工作成效的关键因素。
而这份脱胎于10年前构想的一号文件，也许将是某种大整合的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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