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蒙古开发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Mongolia）所发行总值5.8亿美元债券即将到期。这批5年期债券于2012年3月所发行，主要用于该国的公路、铁路类基础设施建设。然而，自2016年起，该国经济出现停滞，政府财政恶化引发外界对于该国清偿外债能力的疑虑。
富饶的蒙古恐将迎来破产的命运（图源：VCG）
2016年11月，国际债券评级机构穆迪（Moody）宣布再次下调蒙古国主权债信评级。在该国偿还债务能力未出现显著好转情况下，信评机构表示将不排除再次下调该国债信评级。目前，穆迪已将蒙古的主权评级从早先的的B3级下调至Caa1级。在信评机构眼中，蒙古国的债券已沦为投机级债券，任何外部环境的风吹草动都可能让该国陷入金融崩溃的困境。
随着金融体系日益疲弱，在外部环境未发生变化情况下，市场预期蒙古“倒账”只是时间问题。作为同中国渊源极为密切的邻国，各方也在关注这个一直以来对中国不甚友善的邻国是否将调整对中政策，上演一场“变脸秀”。一改去年11月时高调邀请达赖访问的态度，12月底，蒙古已正式向中国表示将不会再邀请达赖访问该国。可以预料的是，随着该国金融形势日益恶化，蒙古对中国态度预料将日趋和缓。
即将破产的富饶之国
过去两年间，随着新兴市场的增长引擎纷纷熄火，原先靠贩卖天然资源致富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了增长困境，包括蒙古、委内瑞拉等国的民生经济都遭受到剧烈冲击。在国有经济体制下，商品市场价格疲软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下滑；此外，政府再分配能力受到波及，连带导致贫困民众生活受到影响影响，这也给蒙古国的社会秩序带来极大的威胁。
作为一个高度仰赖天然资源出口的资源大国，2010年起，受到新兴市场需求上涨的影响，蒙古迎来了经济过热大潮。自2010至2014年第一季，蒙古的经济增长率都保持在两位数增长，2010年甚至交出17%的经济增长成绩单，蒙古奇迹也一度成为外界研究发展经济学时竞相引用的案例。
出口旺盛给蒙古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流量，外部需求高企使得该国资产估值迅速膨胀。国内经济过热不仅使该国货币图格里克（Tugrik）对美元保持坚挺，蒙古国内也兴起了扩大杠杆从事套利的商业投机热潮。
然而，这波非理性荣景在2016年出现了反转。随着新兴市场的需求放缓，图格里克对美元的汇价也从2012年初的1,300兑1美元崩跌至近日的2,460兑1美元。随着出口陷入低迷，2016年该国经济增长率也相应下跌至1.4%，景气低迷导致资产估值一落千丈，早些年为扩大杠杆从事套利的投机者纷纷因“资不抵债”遭抵押银行“断头”。
为应对国内抛售图格里克引发的通货膨胀以及资本外逃，蒙古央行被迫将放宽基本利率也从2011年时的11%上调至15%。然而，上调基本利率并不足以遏制资本外逃的势头，据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外汇存底仅剩4.29亿美元，这意味着该国的外汇存底不仅不足以偿还即将到期的5亿美元外债，更无法偿还日后即将到期以美元计价的巨额外债。
蒙古的下一步备受关注
从当前市场走势来看，在特朗普（Donald Trump）治下，美元短期价格恐出现剧烈震荡，但美联储（Fed）积极缩表以及实体经济持续复苏终将拉动美元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对高度仰仗天然资源出口的蒙古而言，持续走强的美元将对大宗商品价格形成对冲效益，这意味着该国很难通过追加担保品的方式来消弭积欠下的巨额债务。
对于亟需外汇以维持日常贸易流动的蒙古来说，唯一可行的纾困方案便是向外界求援，而潜在的求助对象除了IMF外，便是该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中国。
长久以来，作为世界各国主要纾困者，IMF向来以“疾言厉色”闻名。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IMF向韩国提供了195亿美元的纾困贷款，作为贷款条件，IMF对向韩国提出开放市场、经济结构改革、裁撤沉员以提高经济效率等“纾困条件”。这种干涉内政的“休克疗法”确实让韩国经济在短时间内恢复活力，但这种药方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蒙古而言恐将“雪上加霜”。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该国债务到期逼近，蒙古恐须向依赖甚深却无好感的中国协商纾困条件。一直以来，在基础设施不足的情况下，为降低流通成本，蒙古生产的大宗商品主要流向中国。然而，看准了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刚需，蒙古经常对相关贸易协议的签订附加上许多不近情理的条款。但随着市场供给过剩，大宗商品也从过去的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中国在双边经贸交往的议价权也逐渐获得巩固。
随着蒙古陷入金融危机的风险日益加剧，如何通过金融工具引导蒙古政府放弃对中国“两手策略”将成为中国政府对蒙古新的政策力矩。可以预期的是，在奉行“命运共同体”方针下，中国政府预料将向“低声下气”的蒙古提供金援，然而，如何让蒙古“痛定思痛”地同中国建立起更加紧密的互赖关系才是中蒙关系所面临的新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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