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告密者：中情局是如何玩弄世界级大作家的》（Finks: How the CIA Tricked the World’s Best Writers）中，作者乔·惠特尼（Joel Whitney）揭开了这个一度严守道德准则的情报机构的秘密：在那些因美国干涉而发生政变及暗杀而局势不稳的国家，一大批作家是如何利用文学作品来扭转美国负面形象的。
互联网是否让中情局掌控舆论变得更加容易了？（图源：VCG）
中情局发展了多个伪装的中间机构，为正在成长期的青年作家提供资金，意图通过建立一系列 “文学据点” 来实施其文化宣传的策略 —— 从黎巴嫩到乌干达，从印度到拉美。有时，中情局会成立文化自由代表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s, CCF），以此来削弱民主制度，反对共产主义。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为每一个文学据点制定编辑政策，控制反美言论广泛传播的国家中的文化舆论导向。
《巴黎评论》的创始人之一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是一名中情局特工，他将杂志的采访稿件卖给德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出版商。《新世界》（Mundo Nuevo）旨在提供左倾视角的文学作品，来赢得拉美读者的信任，从而消除古巴革命期间的极端主义倾向。有时，中情局为编辑提供主题和资金；还有时，他们直接同作者合作。通过这些活动，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将那个时代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作为武器，以对抗苏联的宣传机构。
尽管中情局参与反共宣传已经不是新闻，但是其影响之广泛 —— 尤其是在广受左翼人士欢迎的作家的事业早期 —— 令人震惊。文学杂志《格尔尼卡》（Guernica）的创始人之一和特约编辑惠特尼花费四年时间查阅资料，列出了一份完整的名单：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理查德·怀特（Richard Wright）和欧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都在各种程度上为山姆大叔服务过。中情局不只染指文学界，表现主义画家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也曾经和中情局携手作战。
但是，也别让这毁了《霍乱时期的爱情》（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惠特尼条分缕析地解释了每一位作家是如何为中情局服务的。这样仔细的调查不仅挽救了许多经典作品（避免人们给它们贴上单纯的政治工具的标签），还为今天研究 “后真相”媒体的人们敲响了警钟。如今，在 Facebook 算法统治国家话语的时代，即使是最善良的记者，也倾心于那些代表政府立场转移公众注意力的故事。
“总会有办法将焦点从国内的民权运动上转移开来，” 惠特尼如此评价冷战期间中情局的宣传策略。我们很容易看出现今极其相似的状况：一个国家最严重的困境通常不是在媒体上如病毒般传播的故事主题。《告密者》的作者向我们揭示了政治机器是如何影响媒体的 —— 哪些故事 “应当” 广为人知，而哪些故事 “应当” 石沉大海。以下是访谈实录摘选。
你为什么毁了所有我最爱的作家？
乔·惠特尼：你想知道这些你喜欢的作家和出版物的真相，以及他们的真实目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一无是处。我觉得很多像理查德·怀特，詹姆斯·鲍德温或者彼得·马修森这样的人都是通过他们的教授联合起来的 —— 他们当时才二十出头。想想看，你很年轻，而你的教授是举国闻名的学者，你理所当然认为能赢得他们的注意是件了不得的事情。我更感兴趣的是：当真相大白时，他们都何去何从？
他们各有各的借口。你提到过马尔克斯说：“写作的时候，是作者的文字构成了作品。” 如果真的是这样，为什么中情局致力于同许多左倾的拉美作家合作？他们的作品都声援当地独立自治。我们能不能衡量中情局同这些作家合作的成果呢？能说是成功了吗？
这事关所谓 “秘密”。关于中情局真正的行动目标，没有任何公开讨论，也没有问责制度。所以，他们可以任意改变目标。他们发现在拉美，早期的杂志 —— 第一家是《CUADERNOS》杂志 —— 政治性太强，无法吸引到目标读者。《CUADERNOS》能够与那些确实相信美国在拉美行善事的强硬派产生共鸣。它帮助支持有钱人，还打倒那些自称受到共产主义影响而事实上却并没有太认同共产主义的左派人士。但是，在古巴革命期间，我们可以看到目标已经发生了转变 —— 温和路线而非强硬派更能够吸引读者。
基本上，他们发动了一场积极反战左派与干涉主义左派之间的论战。《格尔尼卡》的政治报道背后也暗藏着这一主题。一直以来论战双方争论不休。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干涉主义左派的观点始终盛行，而反战左派则显得十分边缘化。
中情局将作家当作文化武器。即使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明确支持美国的表态，仅仅是为 “美国的做法” 做出宣传，中情局也实现了目的。这与今天有区别吗？现在，美国作家在文学方面仍然有着独占的地位，他们还是众口一词吗？
这问题很大，也很好。这让我想起布什执政期间《格尔尼卡》的宗旨。美国发起了一场丑陋的战争，我感到害怕和羞耻。但我是个拿艺术硕士学位的写字的，我能做什么呢？我觉得现在很多作家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能做些什么？我需要被当枪使，因为被布什或者特朗普这样的靠坑蒙拐骗上位的人代表是种耻辱。我认为，正面宣传比假情报或者负面宣传稍好一点，尽管这两者通常不相上下。
当你开始进行负面宣传的时候，就离造假不远了。你希望利用任何观点来使敌方看上去糟糕。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要让美国作家驰名海外。” 我几乎同意这种说法，前提是我们也愿意表示：“美国人应当更了解原文非英语的翻译作品。”《巴黎评论》曾经试图将外国新人作家介绍给美国人 —— 但大多数是欧洲的白人作家，没有发展中国家的作家。
某种程度上，帕斯捷尔纳克是个告密者。他是位外国作家，又做出美国需要的表态。所以他成了中情局的宠儿。
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故事。作为一名独立的不同政见者，他写了《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中情局希望掌控局面，所以帕斯捷尔纳克成了一个标志 —— 文化上来讲 “西方民主更好” 的标志。
你不能将他单方面控诉苏联体制当做理所当然。你应当听这些不同政见者的意见，然后形成自己的看法。谁是你的帕斯捷尔纳克？当你支持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你是如何看待他的？书中有一个略微鲁莽的观点：现在，我们还有没有一位帕斯捷尔纳克？斯诺登能和帕斯捷尔纳克相比吗？我不知道将一位作家和批评家与一位泄密者相提并论是否恰当。但我想让人们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不只是我们将其塑造成的冷战斗士形象 —— 这些人现在成了标签，但在当时，他们只是独立思想家；有时候，他们只是想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现在我们如何做出区分呢？如果作家不想让诚实的表达与宣传战之间的界限模糊，我们要怎么做呢？不接受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或者可能有更微妙的方式？
比更加还要更加微妙的方式。我们应当建立一道隔离墙。而且，我们还有分权制度。政府资金支持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必须公开。必须重申一些最基础的原则。我们身处的世界混乱肮脏。作为记者，我们总是尽量利用各种资金支持的。但是我们必须更加谨慎精明，就像马尔克斯尝试做到的那样。
社交网络已经取代传统编辑，成为新时代的信息掌门人。你觉得这是否让中情局掌控舆论变得更加容易了？
我觉得有些社交平台在顶住政府压力方面做得更好。我知道脸书出于广告相关的原因经常更改算法。但面对政府施压，他们和推特做法有所不同。推特在阿拉伯之春和其他运动发生时经常受到政府的压力，要求他们提供某些用户的身份资料。
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可以影响文化产业。如果你关注电影行业 ——《逃离德黑兰》（Argo）和《猎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等等 —— 我们花费数十亿美元，只为了撒谎。我觉得很有可能，在反恐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布什政府召集电影工作者们，对他们说，“现在我们要征募你们来完成这项任务。”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如果你不知道当年文化冷战时这种情况有多常见的话，这确实令人感到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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