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今世界上存在两大派别，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是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对此高寒撰文认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对中国的关注和了解，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太囿于体制，难有客观创新的认识；所以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很有必要开设“东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运用香港熟悉中西的优势开创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东方学派。其观点自成一家，有启发价值，现转发供参考。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就注意到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在中国内地，号称“马克思主义”的院、所、系，几可说是遍地开花；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看上去也算捷报频传。可在“一国两制”这边的香港，尽管与内地的生意红红火火，与内地的交流与日俱增，与内地的碰撞也时有发生，然而面对内地学术界的这一大景观，香港的学术界却表现了出奇的冷漠和持续的冷漠，冷漠得竟无一丝涟漪。
面对中国崛起香港学术界应有所行动
香港学术界与内地学术界，从来都是两张皮，这是过去殖民地的产物，是港英治港的产物。当年，毛泽东令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四野铁骑，面南深圳河戛然而止，拒林彪饮马香江，才留下了香港这个“孤岛”， 才有今天中国的“一国两制”。
然而，从一般意义上说，当今世界，无论持何种价值观，均无法不面对中国的崛起；从特殊意义上说，香港面对近在咫尺的那个庞然大物的崛起，欲与己无关、欲置身事外，既无可能，亦不现实。诚然，在“一国两制”的碰撞下，不少人想到了回避与逃避，但我却看到了挑战与机遇，看到了香港学术界可充分用足自己身处其中的那一“制”，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和历史性转型中的那种或可四两拨千斤的潜在优势。
我这里指的是在香港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或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创设“东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乃至逐步形成独具一格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严格地说，在其研究方向和研究重心上，既不同于西方学界那种“历史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中国内地目前盛行的那种“官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前者，要么点缀一下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的各个节点，要么只针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多现实问题；而在后者，尽管不乏总结历史教训的强烈愿望，但却囿于体制惯性，故一时还难从诠释当下政策之流俗中拔足，一时还难脱“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窠臼。
一个大学专业的设置或一个研究机构的建立，其第一推动力当然是社会的需要，实践的呼唤。我这里提出在香港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专业”，设置“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首当其冲当然是立足于香港的现实，中国的实践。
正像当代中国的任何重大事变，均无不与中国共产党相连一样，中国今天的崛起和转型，中国未来的走向和兴衰，也同样无不与中国共产党未来的走向和兴衰息息相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从昨天的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将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则是当年苏俄“十月革命”的直接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直接产物，是世界东方革命的直接产物。
然而，以“十月革命”为界，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营垒，曾分裂为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从此，社会主义自从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思想史上，完成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后，却又在东方的革命实践中，走上了一条从科学倒退回空想的历史大弯路。
因此，独立地、中立地、理性地、学术性地来探究中国共产党那一步步地走到今天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并将这种经验与教训，放在整个人类发展史的大背景下，放在东方被压迫民族求解放、争自由的大背景下，尤其是放在马克思主义经俄国“十月革命”，而在世界东方迅速传播之兴衰得失的大背景下，来予以总结与探讨，这样的专业，这样的学术，这样的理论，说它紧紧贴近今天中国崛起和转型之迫在眉睫的现实需要，难道还会有什么疑义吗？
这样的专业，这样的研究，放在西方各国，他们不会有兴趣。因为这不是他们社会的实践需要，也不是西人心态中的那种“中国研究”或“汉学研究”；放在台湾，他们也不会有兴趣，因为他们似乎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说“与己何干？”；放在澳门，则格局太小，难当重任；而放在新加坡，虽说其也是华文圈，但它却千真万确算是与中国无关的另一张“皮”。何况，它的全部现实感只是津津乐道于输出李光耀的“东亚新权威主义”。
所以，环顾全球，唯有香港，唯有这个今天处于“一国两制”中的香港，才会或被迫或自觉地产生出某种参与中国崛起和转型的现实需要。因为香港已无可回避和无可逃避地必须正视那个对自己已影响甚巨，甚至还休戚相关的中共政权的存在了。其实，正是这种从实际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如此强烈的现实需要，才给了香港一个独特的历史机遇：使之有可能在独立自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开创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上，担当大任；有可能为内地的那个官方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悄然送上自己可供比较的独立学术研究成果和可供启迪的学术研究参照系；甚至还有可能站在相关理论的学术前沿，大有可为，引领学术潮流。
香港有开创东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的优势
从一定意义上说，尽管中共建国后的确干过许多蠢事，但毛泽东当年可拿下香港而不拿，却是干了一件绝顶聪明的事。历史已经证明，留下弹丸之地的香港在资本主义制度手中，这对于当年中国内地的经济建设、金融需求、外交突围和国防尖端事业上的意义，均不可低估。而邓小平当年也是大可搞成“一国一制”而不搞，以深圳河划界搞“一国两制”，也的的确确是一桩聪明之举。
至少，如今香港学界可以在不设禁区地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不设禁区地研究和探讨中共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不设禁区地研究和探讨中共历次“路线斗争”；不设禁区地研究和探讨国共两党关系史；不设禁区地研究和探讨共产国际与社会党国际的分裂；不设禁区地研究和探讨苏共、中共关系史；不设禁区地研究和探讨中共与东欧各国、朝鲜越南等兄弟党的关系，和亚非拉美各国干“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乃至不设禁区地全方位地搜罗和汇集上述各课题所涉及到的全部历史文献和史料档案，……等等方面，均会有着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
这种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倘能被香港高校提上日程，积以时日，香港独特的学界优势，定会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带去一股清新的学术风气。鉴于以香港为大本营的这种民间版马克思主义研究，其既有别于西方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有别于苏共、中共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以，不难预见，一个以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移植到东方落后国度中的经验教训为己任的学派，一个以专门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一切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为己任的学派，即东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将会应运而生。
在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都曾有过官方版的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理论工程，但时过境迁，它们除了给后人留下在黑暗中探索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以及走历史大弯路的痕迹和教训之外，真正留在历史上的理论积淀，却屈指可数。这个中原因，固然可列出许多，但其根本缘由，则是当年的苏联和中国，压根儿就谈不上有一个可出理论学术成果的生态环境。这个环境首先是指：不同的学术思想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扼杀了对立面，自己的思维之花也必会凋敝和枯萎。
所以，香港借助于“一国两制”之便，开设自己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定将打破那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沉闷局面和近亲繁殖的学界沉疴，从而有可能促进内地乃至全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局面活跃起来。
我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实际上是一门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献学、……的学科集群或交叉学科。鉴于在香港高校开设这样一个专业，首先是基于并服务于中国的崛起和转型，那么，这一专业的研究母语，就自然而然地当首推中文了。然而香港各大学，目前还大都沿袭港英时代那种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传统，唯香港中文大学是个例外。所以，香港各高校，若真欲以独树一帜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来参与和推进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和历史性转型，那么，它们就还得考虑在以单一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这个办学传统上的转型了。
当然，在香港高校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还需作方方面面、综合平衡的缜密可行性研究。它可以是一步到位，也可以是分步、分阶梯到位；可以是一校独挑大梁，也可以是数院校联合举办，这包括与内地或西方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它还可以从办简单的专题学术讲座来起步，或通过举办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研讨会来试水，……。
总之，本文只是向香港学界提出问题，抛砖引玉，以期引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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